二 初唐的献赋活动,大致可以高宗朝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此是以太宗为中心的贞观时期,后此是武后中宗时期。 高宗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司表奏皆委之武后,自是无暇顾及献赋之事。所以高宗朝的献赋活动和其他文学活动一样,相对于前后两个时期都比较寥落。见于史载的,如显庆元年(656)崔敦礼卒,于志宁所撰铭文特别称许他“赋超雅颂”(27)。崔赋不传,但既只字不提劝戒讽谕,应该是以颂美为主的。这种“雅颂”的献赋观也已悄然偏离了太宗朝的“劝戒”论。高宗朝合乎太宗“劝戒”论的献赋,惟有韦承庆献《灵台赋》以广太子李贤之志一例(28)。麟德二年(665)十月,则天皇后请封禅,高宗将东封泰山,许王李瓘献《乐九成赋》,颂美高宗“将修封禅”,“岂七十二君之足多”(29),其实可归入武后中宗时期的文学。 永淳元年(682),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30)。杨炯《庭菊赋》序描述了当时东宫属官杨炯、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等人追随裴炎、薛元超游处作赋的一次盛会: 天子幸于东都,皇储监守于武德之殿,以门下内省为左春坊。今庶子裴公所居,即黄门侍郎之厅事也,其庭有菊焉。中令薛公,昔拜琐闼,此焉游处。今兼左庶子,止于东厅。甍宇连接,洞门相向。每罢朝之后,未尝不游于斯,咏于斯,览丛菊于斯。叹其君子之德,命学士为之赋。是日也,薛凯以亲贤为洗马,田岩以幽贞为学士,高元思、张师德以至孝托后车,颜强学、沈尊行以博闻兼侍读,周琮、李宪、王祖英、曹叔文以儒术进,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石抱忠以文章显,德行则许子丰,耆旧则权无二,骆则诂训之前识,张相则老庄之后兴,并承高命,咸穷体物。小子托于吹竽之末,敢阙其词哉?(31) 从上引材料可知,高宗时与帝王、太子游处的官员僚属,无论是以“文章显”,还是“以博闻兼侍读”,或者以亲贤、幽贞、至孝、德行、耆旧、训诂、老庄见称,受命即作,都不以随时献赋为难。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杨炯曾说崇文馆中“草木咸可为赋”,崔融遂作《瓦松赋》一篇(32)。可见经太宗首倡,经过贞观二十余年的发展,唐初赋体的写作是大大地普及了。虽然高宗本人对参与、组织献赋力有未逮,但献赋作为初唐的一种传统,很自然地在朝堂内外延续下来,只是其功能逐渐从太宗朝积极有为的“劝戒”朝“体物”、“雅颂”的方向发展。从实用回归审美是符合赋体自身发展的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朝虽然是一个过渡期,却是初盛唐献赋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从则天久视到中宗景龙十数年间的献赋活动,进一步发展了高宗朝已然兴起的“雅颂”功能,一以颂美为主导。开元初,张说受诏作《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论述此阶段的文学发展云: 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33) 张说和于志宁一样,也用“雅颂”来概括当时的诗赋创作。这里的雅颂,显然指的是以颂美为主的诗赋创作。“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渊源于班固《两都赋序》对汉武帝时代献赋盛况的赞美:“抑亦《雅》《颂》之亚也……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34)而其所规模的,也正是武帝以来的以大赋润色鸿业的传统。 张说是初唐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坛领袖,他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对这时期诗赋创作风气的把握是准确的。从劝戒转向雅颂,也是初唐政治从贞观的励精图治发展到盛唐的高度繁荣所必经的。而赋体本身,在挣脱了人为的政治枷锁之后,也必然要回归其文学本性,走上太宗批评过的浮华的道路。这种从劝戒到雅颂的转向在创作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当时涌现出一大批直接颂美帝王和政治大事的赋作,如武后垂拱四年(688)明堂初成,刘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拜著作郎(35);如意元年(692)七月望日盂兰盆节,杨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36),又另献《老人星赋》(37);中宗(705—710在位)神龙初,东都造服慈阁,许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38);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许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39)。 当时的献赋活动,主要的中心除了帝后之外,还有东宫、太平公主和诸王、重臣。武后光宅元年(684),陈子昂受命作《麈尾赋》,其序云:“甲子岁,天子在洛阳。时予始解褐,与秘书省正字、太子司直宗秦客置酒于金谷亭,大集宾客。酒酣,共赋座上食物,命余为《麈尾赋》焉。”(40)显然,以重臣宗秦客为中心的金谷亭雅集,是继《庭菊赋》盛会之后的又一次共赋。东宫之外,太平公主府也是重要的文学中心,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所写“召七贤,集五侯”,“宾屈、宋于珠履,引邹、枚于玳筵”(41),正是对当时文士云集作赋的情形的真切描述。这样的活动在武后中宗时期应该是很多的。而二三友人小型的唱和更是举不胜举,如张说作《虚室赋》以示魏归仁,魏作《宴居赋》以和之(42)。 武后中宗时期献赋的繁荣,不仅包括上述朝堂之上或者侍从武后、太平公主贵游之时的献赋;而且还表现为对一般文人献赋的鼓励,虽然其具体情形已难得知。据《旧唐书·刑法志》载:“垂拱初年,令镕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后,不逞之徒或至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后乃令中书、门下官一人,专监其所投之状,仍责识官,然后许进封,行之至今焉。”(43)延恩匦的设立显然对尚无功名的士人的献赋是一个鼓励,后来杜甫就是由此献赋而后得以待诏集贤院的。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下,为免“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而设专门的理匦使处理后再进封朝廷,则又让那些想要通过献赋来近天颜的士子不可能犯言直谏,更进一步助长了当时朝廷“雅颂”、“体物”的风气,不利于劝戒之赋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