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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民族历史 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现在都牵系其深长的历史。很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里都有英雄人物作为某段历史的界标，或成为标示该民族精神特质的象征。以诗歌书写民族英雄并进而追索民族历史、张扬民族精神是各少数民族诗人常见的诗学选择(11)，达斡尔族文人诗歌也如是。在对历史人物的书写中，深潜着诗人对历史具有现代性的思考与认识。 当代诗人乐志德(12)是这一创作路向用力最勤者。他常用沁园春和念奴娇等词牌回望达斡尔族充满苦难和悲情的过往。比如《沁园春·祭桂古达尔人》，重现的是达斡尔人以弱抗敌的历史。执弓箭的桂古达尔人“为中华沃土，当年血战沙俄哈寇，寸土相争”，但沙俄侵略军拥有的却是枪炮等武器，不敌之下，自然渴盼作为中央军队的清兵相助，因为在其心中，中华一体。但“天兵何处，湖南征战”，居然无暇顾及外敌和外敌对达斡尔人的屠杀。诗人写及此、读者读至此一定是充满义愤的，然而，所有的愤怒仅化成了“只有烟云”四字。1500人的城寨只突围出15人，如此惨烈的民族战争往事用“只有烟云”概括时，也就字字千钧：其中既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悲愤，也有站在今天回望已经无法改变的历史的达观。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同样复杂难言的民族情感也隐约现出。接下来的两句“气贯长虹，光齐日月”与“天地悠悠难为春”是豪气与悲慨并举，但因其“难为春”，也才突出了桂古达尔城人宁死不屈、义薄云天的可贵。这里，诗人观照民族命运时，所居的文化立场既是本民族的，同时又有大中华的，执著中有开放而不困守；同时在看待民族历史时，则不以成败论英雄，超越了胜负的简单与狭隘。 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达斡尔诗人来说，反思民族历史仍然是他们的审美选择，但思辨性是其突出特征。比如高志军(13)的《啊！达斡尔族》，民族的苦难与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民族成长的关系被如此表述：“正因为撞碎过善良/才知道有比狐狸还狡猾的动物/正因为经历过曲折/才把嫩江汲成母亲的乳汁/正因为咀嚼过苦难/才把柳蒿芽当作佳肴美味……正因为孵化过希望/才祖祖辈辈在狼烟烽火中繁衍生息”——这里，诗人看待历史时的辩证思维以及由这辩证思维所生成的豁达深沉的情感成为诗歌的内在结构和主体情感，从而构筑出雄健的诗行。 而苏勇(14)《隆起的颧骨里》当中，思考则更为深邃，诗人深深忧虑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性格的丰富性被外界单一化：“有时显得多么单调，白桦树和木库莲只是一代人的背景”，诗人甚至直接宣布：“我们的形象不应该总是粗犷豪放，/一如我们绵长的故事。”挣脱“他者”——他民族甚至是整个世界对某一民族历史和现在的符号化、片面性的理解，这种问题意识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达斡尔族，其普遍性与现实性在于，它是世界上很多民族不断遇到的问题：总是被简单化地想象和揣测。并且对这一问题的书写其实来自于自身民族认同的焦虑甚至是民族身份的焦虑。而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其实从来都不是某一个民族自身的问题，它们往往与“他者”的理解、认同相关。这是诗人不断在诗中使用“我们”的原因：“他者”的价值体系以及如此尺度下的价值判断始终存在于诗歌当中，尽管诗人按下未表。在与“他者”判断趋同和求异的过程中，“我们拒绝的也接受了，不拒绝的也接受了”。但很可能与此同时，真正自觉的民族自我意识和形象也才在“总是粗犷豪放”的“误读”中建立起来，正如诗人最终意识到：“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路……”这里，具体的困惑中讲述的是普遍性的问题，而诗人思考历史，则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如此，本民族作为具体形象的“接受”遭际延伸出广大的概括领域和漫长的历史跨度，诗歌内蕴因而具有了深广度和概括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