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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自然中获得启悟 人类一直直接或是间接地从自然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虽然曾经出现过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思潮，但在很多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少数民族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共生的，自然同人一样拥有生命。因此表达人与自然万物的亲近、将自然人化或是崇拜自然等都是各族文学很普遍的主题，像蒙古族文学中的马赞就异常发达。同样，虽则经历数次迁移，但达斡尔人的生活范围却从未离开大河大山与原始森林，表达对自然的礼赞也顺理成章。其特殊之处在于，诗人们更进一步，从山水中获得智慧和启发，山水也成为精神的体现物。 额尔古纳河是达斡尔族的母亲河。在诸多描写额尔古纳河的诗篇中，金荣久⑤的《观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感》就将诗歌的精神核体放到由观河而获得的启悟上。诗人首先感慨江河的流动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流注灌溉湖沟时毫无间歇、永不懈怠和没有疏漏是其表现，而“一切流量与流向/都似有自己特定的节奏”、“其调度的流速与流向/都似有自己的原故”则更让人惊奇大自然超越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这里，激赏江河“不变”中所享有的自主标示着，作者已无人类中心意识而有更为阔大的宇宙关怀。此外，水还象征历史变易和沧海桑田。诗人则表述为，“自古留下之遗迹/如水一样清澈/古代留下之江河/今日深浅变化谁能测”，其中包含着物是人非的体验，而流水“变易”与“不变”的双重属性更在于，多年前流水如何走向，今天也很难把握：“古代留下之江河/今日深浅变化谁能测”，若再作更深一层考虑，这种现象却又正如历史本身，在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变迁中，只留下人们对于历史的阐述，但历史本身已经不可追回地逝去。最后，诗人的诗思从历史转向了现实。比如诗歌写到最清廉的衙门，在其为政过程中事事明晰，“其清者也莫过于水”；最精明的商人，在顺势而为、变动不居这一特点上，“其精者也莫过于水”。所以如果衙门从政和商人经营若能从“水”中获得教益，则在其事业开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如水般顺畅：“若能似水样清/便不会被抛弃/若得水之鉴/便不致有失意。”全诗行文至此既有鼓励之情，又有警世之义。这里，对水的哲理性观照来自于达斡尔人对人与自然关联性的认识：既然人和人生都是自然的一个部分，那么自然当然可以成为人生的象征或是隐喻。 因为生存之地河、水和泉的丰富，这些自然物象还在达斡尔文人哲理性观照的视阈中，成为自我存在甚至是人类存在的镜像。例如孟和博彦就以《小泉》叩问人的生存困境。小泉落在丛生的杂草间，河道规定着它的流速和走向，这便是小泉的“生之困境”，而这也是人类的“生之困境”——我们的生存，从来都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规定。诗人问“举止文雅、安详，心性平和、恬静”的小泉，“这一切似乎在表明，你对生的困境安之若素？”其实也就替读者问出了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问题，那看来文雅、安详甚至有些呆滞的外表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异化和逃避？ 当然，人生存的意义还在于对个体自身和周围环境的积极反抗，这也正彰显了生命的力量。在诗歌接下来的部分，波澜暗生。或者说，诗人发现了小泉的另外一面：“在你幽邃的心底，/却蕴蓄着永不枯竭的热能。/你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地贡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而这也是达斡尔人甚至更多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以水滴石穿的平静与踏实应对生命的坎坷苦难，于无声处听惊雷。并且在赞扬小泉反抗生的困境的同时，诗人开始辩证地思考小泉的生存：那是一种带着镣铐努力起舞的状态。小泉在动和静、沉重和轻盈、柔弱和锋利、被动和主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回复往返：“你性格沉稳，/但却不时地为雄伟的森林之曲，/伴合着悦耳的奏鸣。/而你那涓涓的细流，/则又像把锋利的剑，/它披荆斩棘。”恰恰是在对矛盾对立的几重因素的统一协调中，纤细的小泉在困境当中奋发有为，而且柔韧不屈地达到了目标。生命体味与哲理思考借由小泉获得了定形，更重要的是，两者构成一个严谨完整的抽象思辨与形象感觉的抒情世界。 除了江河，山、鱼、各类植物也都成为意象，散布在达斡尔诗人的诗歌中，助益诗人哲思的表达。从敖拉·昌兴的《四季歌》、《百花诗》到钦同普的《捕鱼歌》再到孟和博彦《春的使者》，孟德苏荣的《山》，苏华⑥的《致向日葵》，晶达⑦的《白马》，慕仁⑧的《蹄音与嘶鸣》等等，自然启悟诗人的心灵，也凝聚着他们对生存的思考：当严冬也不过是“大地从容换新装”，其后是诗人对四季轮回不曾变易的认知；兴安杜鹃“怡然”地傲雪开放，内里是诗人对生命生生不息力量的赞许；山的岿然不改一再被孟德苏荣强调，源于它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特点，比如恒常和坚定，这表明诗人在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把握住了山，而山此时也超越了物质生存层面的意义，成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在对“被动而无奈地等待日出”的向日葵的批判和对“驮着展翅的思想”的奔马的赞美中(《白马》、《蹄音与嘶鸣》)，诗人表达着对自由自主的生命强力的热望。在达斡尔诗人笔下，自然山水作为客观对应物，为诗人的现实感悟和哲学沉思赋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