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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述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历史原因 “三言”叙述者对明代官吏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们以下两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心理。 第一方面，是他们对个人欲求绝对偏重，同时对社会规范相对漠视。 “三言”中有这样几位被叙述者赞誉的官员形象，他们有的顺遂人情，满足了青年男女的结合心愿，例如《蒋兴哥》中的潮阳知县吴杰(21)，《李秀卿》中的守备太监李公(22)；有的严惩了背义忘恩的薄情郎，对坚守忠贞情感的女性进行了有力的道义维护，例如《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察院官员樊祉(23)。所有这些人物的共性在于，他们都通过自己的权势帮助普通人达成了他们不同层次的个人欲求。 但是，这些官员的做法只能以此标示他们的个人好恶，并不足以代表整个明代官场的生态。因为，各级官员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对民众个人欲求的满足并不都是其分内之事，有些故事中的官员的行为其实是越俎代庖。概而言之，这些官员得到叙述者赞赏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他们肯定个人欲望、满足个人需求这些普通的人情世故，而不是他们过硬的政治品格。甚至，当个人、家庭的欲求与社会的规范不尽一致的时候，“三言”叙述者对个人欲望表现出了绝对的偏重。 《警世通言》卷31《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的故事编创于明代，讲述富家浪荡子弟曹可成在后妻赵春儿的劝导下买官发迹的经过(24)。曹可成的形象没有任何光彩可言：他坐吃山空，变卖家产，先后气死父亲和妻子；他没有做官的才干，丝毫不具备一个官员应有的素质——叙述者明言他“一者不会读书，二者不会作家”。这样的人买官之后将会如何作为，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令人担忧的还有曹可成的为官动机——即“趁银子”。赵春儿告诉他，买官必须不惜本钱，为的是“使用多些，就有个好地方，多趁得些银子”。这也就意味着，为了不赔掉他买官时花费的重金，他必须在任期内为填饱私囊而多捞油水。从故事的结局来看，他“三任官资约有数千金”，完全实现了他当初的作官目的。由此，曹可成在为官期间做过哪些事情，就完全可以想见了。 平心而论，曹可成夫妇对生活的仔细经营算得上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负责。特别是赵春儿，她完全尽到了做妻子的职责。然大而言之，夫妻二人谋划的这一以权谋私的为官思路，无论如何都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小说在客观上揭示了这样的矛盾，对个人、家庭生活的负责有时会以对社会的危害作为代价，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时会出现严重的不和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在全篇小说中没有对曹可成夫妇的这种思路和做法表示任何程度的谴责，反而对曹可成的“改过之善”和赵春儿的“赞助之力”大加肯定。叙述者的称赞态度在呈现这对矛盾的同时表明了自己偏重个人欲求、漠视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 这种文化心理，可被理解为叙述者社会责任感与崇高精神的丧失。不过，实为文化商品的明代通俗小说需时刻满足读者的文化需要(25)，小说的立场旨趣正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受众的思想观念。因此，当我们在诘责叙述者的立场丧失崇高责任感的时候，应该首先想到，我们所说的这种崇高是否早已被当时社会中的很多人先行抛弃了呢？ 第二方面，是他们对政治情态、社会风气的冷漠嘲讽。 “三言”故事的叙述者较为深刻地领会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堕落与道德秩序的失范。他们不把这些归咎于某些贪官污吏，而是将谴责的锋芒指向了深层的社会体制。由此，他们对社会现状的冷漠嘲讽代替了扭转风气的热情和信心。 在冯梦龙创作的小说《老门生三世报恩》当中，试官蒯遇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形象(26)。这位“为官清正”的官员曾因其正直的品格被上层赏识而“行取到京”，也曾因“直言敢谏”而险些被权贵置于死地；然而这位清官在科举阅卷当中的表现却是很不负责的，他屡次听任自己“爱少贱老”的无由嗜好而肆意胡为，几乎酿成鲜于同的落榜。当然，由于每一次都歪打正着，蒯遇时的胡乱批阅反而促成了鲜于同的发迹；但无论如何，正直与恶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还是共同呈现于这个人物的身上。由此，故事隐喻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清官也有人品上的瑕疵，同样不可依赖。实际上，没有一套合理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没有一套在可能出现失误时能够及时自我修复的社会机制，而将政治清明的希望单纯寄托于清官的品行操守和道德修养，这正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存在的至大缺陷和滋生腐败的祸根罪源。小说并未对蒯遇时这一人物施以严厉的谴责，而是在谈笑间嘲讽了这个难以名状的光怪世道。 相似的立意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同样有所展现：卢楠被汪知县公报私仇下狱问罪，几成无力回天的铁案，汪知县反倒因此获得了京官的青睐而平步青云。形成这一荒诞的局面，是因为汪知县“扳翻了个有名的富豪”使得“京中多道他有风力”(27)。无辜的卢楠由于“家赀巨富”、“四方慕名来者，络绎不绝”的优越处境，竟被默认为“横行乡党，结交势要”的权豪，贪酷的知县也就反被看作是敢于扳倒地方恶霸的“清官”。从这种荒唐的逻辑当中，我们依然能够读出中国古代官僚机制粗陋草率的运行原则，由于人们自上而下都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只具有简单盲目的想象，对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也只存在感性肤浅的认识，这就形成了普遍性的、不正常的仇富心理。汪知县滥用权势、草菅人命的行径就以此为幌子公然得逞、肆无忌惮。卢楠的命运悲剧，似乎并不应该简单归咎于汪知县的低劣人品——正是监督不力、无人负责以致漏洞百出的社会体制给这类官员的不法行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也给无辜平民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这层信息，在二百余年后的清代章回小说《老残游记》里通过玉贤、刚弼等一批所谓“清官”的形象得到了更清晰的传达。 当人们意识到社会的深层机制已经出现了难以回转的腐朽态势之时，扭转世风的希望和热情就变得相当渺茫以至很容易冷却了。《陆五汉硬留合色鞋》有这样一段相当重要的细节——该细节由其本事之一，冯梦龙编《情史》所添加——被屈打成招，囚入死牢的张荩用二十两银子行贿狱吏，获得了和潘寿儿在狱中串供从而洗清冤屈的机会(28)。这一反映庶民“靠自己的实力抗议粗率判案”的细节(29)，在客观上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在黑暗的明代官场和正义缺失的社会里，普通民众只有利用由社会腐败而出现的各种漏洞或缝隙，用不光明的手段来反抗不光明的社会，才能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这样一来，试图对社会风气加以改变就成了几乎不可企及的奢望。 “三言”小说的叙述者以其观察生活的敏锐视角发现了这些现实，但他们只是用冷静的语言和反讽的语调去讲述现实中的一切，而并未流露出任何对它反思或改变的焦虑或热情。由此至少可以看出，明末拟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已经开始淡化了通过文学来寄托社会道德理想的传统创作观念。 “三言”之后的明末拟话本小说，在塑造官吏形象时延续了前述两方面的文化心理。第一，世俗道德观念进一步凸显。《型世言》第22回塑造了一个与民间力量团结起来智斗盗贼的知县张佳胤形象，该文认为为官者既不应因“委靡”而失盗，但也不能为“刚狠”而送命(30)。该书第36回的末尾议论道“做官要明，要恕……故清吏多不显，明吏子孙不昌，也脱不得一个‘严’字”(31)。这些都与提倡官员应恪尽职守的正统政治道德观念有相当的不同。文学作品更加公开地传播、承载来自世俗民间且有别于传统道德的生活智慧与处世之道。“三言”所体现的那种偏重个人欲求的文化心理在这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第二，强化了对官吏群体和官僚机构的失望与疏离感。《二刻拍案惊奇》中“神偷寄兴一枝梅”的故事里，叙述者认为懒龙这类“穿窬小人中大侠”的人品远胜于“面是背非、临财苟得、见利忘义一般峨冠博带”(32)。在《型世言》的多篇公案题材故事中，叙述者都写到了官员糊涂断案或不作为给当事民众带来的冤屈或痛苦，也使人感受到官员的腐败与社会风气的污秽密不可分(33)。在该书第1回《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夫》中，叙述者讲述了秀才高贤宁为在“靖难”之役后捐躯的恩主铁铉寻找、拯救遗孤子女的故事。铁铉的子女经历劫难之后，在高贤宁的安排下远离政治中心，在山阳的农庄里过上了普通的田园生活。该文赞颂了“忠臣、烈女、义士”的高尚道德，但在平淡的叙述间明显地表露了对政治生活的寒心冷漠，更有对明成祖以来皇室正统的轻蔑(34)。《西湖二集》中，《胡少保平倭战功》的故事直截了当地指出海盗勾结外敌祸乱海防的原因是“糊涂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35)。并且，这些故事还交代了胡宗宪、周新这类为百姓所敬仰的正派官员最终都被奸臣所害的结局(36)。崇祯时期，文人对明代政治风气的信任感更加微乎其微。 此两方面文化心理产生的历史原因，本文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三言”所成书的天启年间是明朝国势日趋衰朽的岁月。国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阉党擅权，农民起义，外族军事势力膨胀，正德、嘉靖以降所积蓄的各种社会矛盾亦开始进一步激化。衰落倾颓的政治局势自然会给感官敏锐的文人带来失望的感受——拟话本小说的叙述者大多不是身居庙堂的上层文士，他们很可能对各级官吏的腐朽酷恶与社会道德的沦丧堕落有深切的体会，然而相对卑微的社会文化地位却限制了他们改变现状的能力和责任意识。 其二，社会思潮的渗透。由于明末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商人实力的壮大，尽最大可能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已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力渗透(37)。偏重个人欲求的文化立场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个人欲望的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社会道德理想的冷却。另外，明末一些新生的文艺思想——诸如心学、公安、性灵等派之学说——亦对此推波助澜。 其三，通俗小说文化属性的制约。通俗小说具有不容忽视的娱乐商品属性，它们只有在文化立场和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充分迎合多阶层读者的娱乐需求，才能达到理想的接受效果(38)。即便是文人“激扬劝诱”(39)、“导愚适俗”(40)的道德主张，也必须在首先迎合读者欣赏品位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通过考察“三言”中的不同篇章在后世选本中不同的传播状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前文所述的，触及明代政治事件、维护道统精神的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和《老门生三世报恩》只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编选的《今古奇观》和清光绪四年(1878)编选的《二奇合传》中被选入(41)，且《沈小霞》一文在入选《二奇合传》时题目被改为《沈小霞大难脱年家》，从标题上淡化了“出师表”的文化含义(42)；相比之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作为展现普通市民情感生活且带有较高生活性、娱乐性的篇章，则受到了更多书商选家的青睐，先后被选入《今古奇观》、明末二十四卷本《喻世明言》、《今古传奇》(清康熙十四年，1675)，此外还有清光绪庚子年(1900)的二卷单独选本《珍珠衫》问世(43)。可见，由于文化属性的制约限定，明末拟话本小说叙述者的文化立场是和普通民众的社会意识与审美趣味密不可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