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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学者对《汉书》有选编有简编，还涉及勘误、辩惑等各个方面，说明《汉书》的研究方法渐趋丰富，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深入，确实具备成为专门之学的规模与实力。 《汉书》自诞生以来，行世不及百年，注家蜂起，著作迭出，最终达到“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20)的境界。而隋唐年间《汉书》传习一途名师辈出，萧该、包恺、刘臻、秦景通、秦J2XB01.jpg等人俨然成为权威，弟子众多，遍及四野。《汉书》在文本研究与传播范围等方面均达相当规模，学术源流初步形成，由汉至唐的“汉书学”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注音、释义为主。《汉书》诞生之后即伴随注解训读，主要围绕注音、释义展开，成果丰盛。《汉书》古奥艰深，据《后汉书》卷八四《世叔妻(班昭)传》记载：“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班昭高才卓识，为《汉书》著者，马融博学聪颖，乃一代宗师，以马融的资质尚需追随班昭问学，《汉书》难读程度可想而知，训释注解成为必须，“汉书学”随之萌芽。东汉延笃是已知最早注解《汉书》之人，惜仅存只言片语难窥全貌。目前较为完整流传后世的注本有服虔的《汉书音训》与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二书偏重注音释义，取得一定成就。服虔、应劭之后注家大量涌现，“以是自东京中叶，迄于今兹，研习者代不乏人：或注字音，或释大义，或辨异同，或抉微隐，卓然可观者，前后无虑百余家：此由各艺文志及藏书目可窥知也”。(21)仅《新唐书·艺文志》一书即著录颇众：诸葛亮《论前汉事》一卷、又《音》一卷，孟康《汉书音义》九卷，晋灼《汉书集注》十四卷、又《音义》十七卷，韦昭《汉书音义》七卷，崔浩《汉书音义》二卷，孔氏《汉书音义钞》二卷，刘嗣等《汉书音义》二十六卷，夏侯泳《汉书音》二卷，包恺《汉书音》十二卷，萧该《汉书音》十二卷，阴景伦《汉书律历志音义》一卷，项岱《汉书叙传》八卷，刘宝《汉书驳义》二卷，陆澄《汉书新注》一卷，韦稜《汉书续训》二卷，姚察《汉书训纂》三十卷，颜游秦《汉书决疑》十二卷，僧务静《汉书正义》三十卷，李喜《汉书辨惑》三十卷，《汉书正名氏义》十二卷，《汉书英华》八卷。《御铨定汉书》八十七卷，顾胤《汉书古今集义》二十卷，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刘伯庄《汉书音义》二十卷，敬播注《汉书》四十卷、又《汉书音义》十二卷，元怀景《汉书议苑》，姚珽《汉书绍训》四十卷，沈遵《汉书问答》五卷，李善《汉书辨惑》二十卷。总体看来，汉时偏重于音，汉后偏重于义。帝王、将相、官吏、学者、僧侣悉数参与，共同推动“汉书学”的形成。部分学者精通音韵小学，左右《汉书》研究的走向。“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谘议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彦渊等八人，同诣法言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22)此次盛会诞生《切韵》一书，八人之中刘臻、萧该皆为《汉书》研究名家，颜之推更以音韵治家，据《颜氏家训·音辞》记载：“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23)其孙颜师古幼承家学，博洽多闻，是《汉书》研究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汉书注》在音韵方面着力甚深，“古今异言，方俗殊语，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流遯忘返，秽滥实多。今皆删削，克复其旧”，“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24)综上所述，《汉书》研究一向注重音韵，隋唐之间还出现了《汉书决疑》、《汉书辨惑》、《汉书指瑕》之类的著作，学术视野拓宽，研究范围逐渐溢出注音、释义，然而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