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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段文字和《论》的语气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或须避之，纵不拈二，未为深缺。即‘罗衣何飘飘，长裾随风还’，雅调仍在，况其它句乎？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觉，隐侯言之更远。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从《叙》云“论次于叙”知道《论》和《叙》是同时完成的，天宝十二载《叙》作改动时，《论》肯定作了修改，而且作了较大修改。《论》重在批评齐梁陈隋，而对自己的选集评价较为平和，“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实际上也暗含了对他人选本的评价，意为他人选本有的侧重新声，有的侧重古体；有的重文，有的重质；有的侧重风类，有的侧重骚类。而殷璠自己的《河岳英灵集》采取折衷的办法，兼收并蓄。另外，《论》的语气委婉多了，《叙》中“玉石相混”的话没有了，“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也变成了“无致深憾”，就是让“秀士”不要有太多的遗憾。于此，也可以看出殷璠选诗的态度认真严肃，最为可贵的是他总是在不断修正自己，以求完美。 日本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古抄本《文镜秘府论》，其南卷录《河岳英灵集》叙、论，“终癸巳”，“卅五人”、“二百七十五首”，前有“梁昭明太子……为知音所痛”一节文字。这种抄录混杂了“终癸巳”和“终乙酉”两个系统，且有小异，如“二百七十五首”既不是《文苑英华》的“一百七十首”，也不是通行本所载的“二百三十四首”。古抄本《文镜秘府论》所录也不会因形近致误。我们怀疑《文镜秘府论》作者空海见到的《河岳英灵集》叙论应是天宝十二载修改之本，而且是天宝十二载的两次定稿中的第一次定稿。它还未删去“昭明太子……为知音所痛”一节文字，但“论”应已作了修改，“卅五人”和“二百七十五首”之数也是最后定本之前的实际人数和篇数。  这样，可以将《河岳英灵集》的编纂分为四期，初选时在开元末③，诗人数和诗篇数均不可知。第一次定稿在天宝四载(乙酉)，诗人三十五，诗一百七十首。第二次修改定稿在天宝十二载(癸巳)，诗人三十五，诗作二百七十五首，此次在收入诗人数上未有调整，诗人数未有变化，并不意味着入选诗人没有变化。而作品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加，说明此时作品收集量有了大的增长。第三次定稿也在天宝十二载(癸巳)，在诗人数上有了大的删减，从三十五人减到二十四人，作品由二百七十五首变为二百三十四首，少了四十一首，考虑到人数减少了十一人，而作品数仍维持在一个高位，删减去的诗人作品随之删减，留存的诗人作品应没有太大的变动。 尽管无法比较天宝四载定稿和天宝十二载定稿的诗人和诗作，但后出转精，天宝十二载最后定稿更符合编选者的理念是无疑的。 其二，《唐诗纪事》所见当为定本。 《唐诗纪事》作者计有功生活的大致时间是北宋末南宋初，其所见《河岳英灵集》应为现存通行本之后的改定之本。至少说，它保留了现存通行本以后的修改痕迹。略见如下诸例分析： 例一，綦毋潜。《河岳英灵集》云：“潜诗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唐诗纪事》：“拾遗诗举体清秀，萧萧跨俗，桑门之说，于己独能。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钟声和白云’，历代少有。借使若人加气质，减雕饰，则高视三百年之外也。”《唐诗纪事》所引应是改定之本。第一，称“拾遗”，綦毋潜为右拾遗确切时间虽未能定，大致在天宝十一载应可信。第二，“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历代未有”改为“历代少有”，一字之改，体现殷璠表述的严谨。第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唐诗纪事》作“借使若人加气质，减雕饰，则高视三百年之外也”。这一改动的好处在于：一破地域之限，二提出更高要求。其原因在于随着时间推移，所收诗人和诗作越来越多，也不断拓宽了殷璠的视野，提高了其品诗的水平。 例二，王维。《河岳英灵集》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唐诗纪事》云：“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讵肯惭于古人也。”第一，摘句引例后应有品评语，《唐诗纪事》有“讵肯惭于古人也”方为完整。第二，循《河岳英灵集》体例，摘句引例后皆有品评语，故“讵肯惭于古人也”为修改后的添加语。孟浩然条，“亦为高唱”后有：“《建德江宿》云：‘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而《建德江宿》诗后无评，检四库本《唐诗纪事》，《建德江宿》诗和后面所引《裴司士见寻》等诗例同，应不在殷璠云云之列。故《唐诗纪事》本殷璠语至“亦为高唱”结束。第三，添入“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也和“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呼应，“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实为“意新理惬”类。第四，上引孟浩然四库本《唐诗纪事》“亦为高唱”后有一“也”字，《河岳英灵集》多有此句式，李白条“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岑参条“宜称幽致也”，崔颢条“可与鲍照、江淹并驱也”，薛据条“可谓旷代之佳句也”，崔国辅条“古人不能过也”，祖咏条“亦可称为才子也”，李嶷条“翩翩然佚气在目也”，阎防条“皎然可信也”。故《唐诗纪事》本王维条“讵肯惭于古人也”符合殷璠的表述方式。 其三，从《国秀集》看《河岳英灵集》入选诗人的“同声相求”。 和成书于天宝三载的《国秀集》比较，二书入选诗人差异很大。因此，还有如下可继续讨论的问题：第一，《国秀集》入选诗人的遗漏实由客观使然。《国秀集》编者选诗和选人，应是尽其所能，广收博选。有人批评其滥，眼界不高；有人批评其漏收，搜罗不广。前者确有编选者水平的问题，而后者当为客观受限。比如储光羲未入选《国秀集》，他的同乡丁仙芝被收入，储光羲曾作《贻丁主簿仙芝别》，此诗作于开元后期，在储光羲拟归隐之前，诗中云“敛衽归故山”，而丁也准备赴主簿任，“结绶归海裔”，丁赴任主簿之地当在海边。储在诗中也表明对丁的宽慰，“人谋固无准，天德谅难知。高名处下位，逸翮栖卑枝”可以断定储在天宝三载以前尚未有诗名或较大诗名，甚至不如他的同乡丁仙芝。但储被收入《河岳英灵集》，而且得到极高评价，和当时“诗家夫子”王昌龄并称。李白也未入选《国秀集》，其实天宝元年李白已入长安待诏翰林，循之常理，应该很有影响，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其入待诏翰林时得到贺知章的夸赞，才有大的声名：“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杜甫未免有夸大之意，但也隐含李白在天宝元年以前确实名气不大。 第二，《河岳英灵集》的编纂有“人以群分”、“同声相求”的特点，其所收作者之间有间接或直接的联系。由于殷璠受到储光羲等人的影响④，其收诗人选及所收诗作具有高的水平，即使在当时并不出名而有好的创作实绩或发展前途者都被收入。李白天宝三载前诗名不彰，但他和“诗家夫子”王昌龄相识，开元二十七年王昌龄在南贬途中写有《巴陵送李十二》诗。这一年孟浩然也写有《送王昌龄之岭南》诗。孟浩然开元二十八年卒，李白集中写有多篇赠送孟浩然的诗，如《赠孟浩然》、《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对孟非常尊敬，其《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又如《国秀集》未收之綦毋潜而入选《河岳英灵集》，綦毋潜不仅和储光羲同年进士及第，而且和《河岳英灵集》诗人多有联系，仅据《河岳英灵集》所收诗即知綦毋潜与王维、李颀、储光羲、王昌龄、卢象有诗歌交往。当然，由于以储光羲为中心的这批诗人的优秀写作水平和审美判断力，以宽容的姿态去吸纳了群体之外诗人的作品。反之，像丁仙芝既是储光羲的同乡好友，也是殷璠的同乡，入选《丹阳集》，却被《河岳英灵集》拒收。由于《河岳英灵集》坚持自己的标准，具有了“颇异众家”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