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然兴，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后现代理论话语对历史之文本性的过分强调造成了对历史概念的误解，这在文学批评领域表现为对文本—语境二项对立的质疑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合法性遭遇危机。以詹姆逊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应，重新确定和巩固与文本相对应的历史和语境概念的内涵及其有效性，这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历史/语境/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在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关系中考察文本的批评。用伊格尔顿(Eagleton)的话讲，“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依据产生文学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文学的。”[1](P1)确立文本—历史/语境二项对立，在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建立有效的区分和关联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方法论基础。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后现代理论话语通过对“历史”之“文本性”的强调，模糊了文本与语境的传统界限。在文学批评中就表现为对文本—语境二项对立的质疑和消解。这种话语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造成震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合法性遭遇危机。以詹姆逊(Jameson)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契机，在与反对者的争论中反思并重新确立了历史、语境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的内涵及其有效性，并且产生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和理论环境中确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
    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终视野。人们在谈到恩格斯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时候，往往会谈到两种视野的辩证统一。这种貌似圆通的观点极易让人误解恩格斯的理论不过是黑格尔理论的照搬照抄，从而再次陷入唯心论之中。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并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美学的观点”，任何“美学的观点”都必须在“历史的观点”中得到理解。因此，恩格斯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P60)这就是说，只有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才能真正解特定的美学观点。因此，“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终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雷蒙·威廉斯(Williams)这样定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即“坚持不懈但又充满坎坷地尝试着把文学同‘它’在其中被生产出来的那些社会史及经济史联系起来。……跨领域地实现了历史性社会实践的有效重构。这种重构使得‘文学价值’的抽象过程显得更加问题丛生，但从更具有肯定意义的角度上看，这种重构又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作品本身’进行种种新的阅读，提出种种新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3](P55-56)。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批评是通过参照非文本的社会历史现实来阐释文学文本的。这个作为语境的社会历史现实有其特殊的内涵，那就是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由它最终决定了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只能在与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联中得到理解。
    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础是对文本与文本之外的历史语境所作的有效区分和关联。这种区分和关联可以简要概述为：文本是符号性的，而历史则是物质性的；文本是创作个体情感意志的产物，而历史则是“无主体无目的的过程”(阿尔都塞语)；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讲，任何文学文本都是一个能指，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说，历史“是文学终极的能指，如同是其终极的所指一样。”_[4](P72)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假定，社会历史生活是个体的情感意志的最终来源，因此，在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就具有了指意的空间和张力。文学文本的意义就来自于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这种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的张力之中。那么，如果有人突然喊道：你们所假定的那个物质性的、作为无主体无目的的过程的、作为最终的所指的历史根本不存在；一切历史本身都是符号性的、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也就是说，它和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个能指，这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说，不啻于釜底抽薪。因为，它所依仗的文本—历史/语境的张力结构将在这个声音中轰然坍塌——而这正是当前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炙手可热的一个论调。
    历史是且仅是文本的论调是在语言学主导范式下，由历史编纂学、解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等多种跨学科的理论话语交汇而成，并在文学批评领域发挥出最大的话语衍生效果。海登·怀特(White)的历史编纂学把语言学模式与维柯人文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历史叙事的诗性和意识形态性进行了卓越的分析，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即事实”的观念。海登·怀特把历史文本看作是文学叙事的仿制品，认为，历史著作的客观性、科学性不过是一系列叙事技巧和修辞策略造成的“幻觉”。因此，企图通过历史著作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更不用说把它作为参照来谈论文学作品了。他说：“通常文学家在谈论某一文学作品的‘语境’时，他们假设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法达到的具体性和易近性，似乎观察从成千上万的历史文件中组合起来的昔日世界的真实性比探究某个文学作品的深层更要容易一些。但是所谓历史背景的具体性和易近性——那些文学批评者所研究的本文语境——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研究这些语境时所制造的虚构产品。历史文件不比文学批评者所研究的本文更加透明。”[5](P168-169)在这里，海登·怀特错误地把文学批评中的“历史”和“语境”概念替换为了“历史文件”，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被替换为文本与另一些文本之间的关系。似乎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在通达文学文本的途中首先要穿过无穷无尽的历史文本，这就造成了对文学的历史批评方法的误解。
    与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相对应，文学批评中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潮也通过极力强调语言的非透明性和文本的自足独立性而对传统的“语境论”批评范式加以质疑。罗兰·巴特(Barthes)的名言“文之外，无物存在”[6](P63)可以作为这一声音的集中表达。那就是认为，所谓的客观的历史现实是无法通达的，既然文本于其中被生产的那个历史现实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能够参照的仅仅是被书写的历史文本。既然它也是一个文本，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那么，说历史语境对文学文本起着决定性影响，就等于是说在所有文本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本，它决定着所有其他的文本，这是没有道理的。乔纳森·卡勒(Culler)直接就“语境”概念进行质疑。他说，“语境的概念往往使讨论过分简化而不是丰富它，由于在一个活动和它的语境的对峙中，语境似乎总是被假定为现成的并且决定着活动的意义。当然，我们知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语境不是现成的，而是被创造的；语境都包括哪些内容是由阐释策略决定的；语境如同事件一样需要得到阐明；而且语境的意义也是由事件所决定了的。尽管如此，一旦我们运用‘语境’这个术语，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回到它所暗示的简化模式中。”[7](Pxiv)卡勒的说法事实上就在暗示，文本与语境的关系仅可能是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主导/从属之分，一切都是由阐释策略决定了的，是阐释构建了所谓的语境。这一结论与海登·怀特可谓殊途同归。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再次把对传统的文本—语境二项对立的消解推向理论前台，不过这一次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这个自身就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因子的批评流派明确地把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自己的任务。吉恩·霍华德(Howrd)在《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指出，“新历史批评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对文学与历史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二项对立式提出了怀疑”[8](P254)，他们接受了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和解构主义理论的观点，即认为，历史语境本身也是文本，因此，文学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传统认为的是符号与现实、词与物的关系，而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文学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外在现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建构文化的现实感的动因。它是一个更大的象征系统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象征系统，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世界才会上升到观念的层次，文化才能想象出它与自身存在的实际条件之间的关系。总之，我们所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等级关系，文学寄生其中，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化的世界……”[8](P253)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文本化的世界”中，批评应该怎样进行呢？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像乔·多利莫尔(Dollimore)所谓的“我们冠以文学的那些文字表述，其意识形态意义和历史情境，也只有在与其他同时产生的文字表述和话语惯例相互观照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理解。”[9](P274)那么，我们一定会接着问，怎样“相互观照”？既然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都是有待解释的，那么，相互观照就能使它们得到解释了吗？这就像把两个非发光体放在一起，而期盼它们相互照亮一样，当然是徒劳的。
    二
    可以看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在对待传统的文本—语境二项对立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运用的策略也大同小异，那就是强调所谓的历史语境从根本上说也是文本，因此不具备解释文本的能力。很显然，这种论调直接威胁着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合法性。以詹姆逊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质疑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詹姆逊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今天需要对一个普遍的认识作出回应，这个普遍的认识就是，曾经被称为语境的东西，本身和文本一样，如果它不存在于未经检验的大众历史中或者团体、阶级、民族国家试图用来组织他们的未来前景以及他们对个别事件的解读所凭借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中的话，那么它就存在于历史手册或者第二手的资料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本身就是文本，而是说除了以文本形式外，我们无法接近它，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它先前的文本化接近它。”[10](P315)历史只能通过文本才可接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本身就是文本，这一论断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它的内涵：
    第一，历史本身不是文本。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历史本身与历史的文本化，不能把两者混同为一。我们可以用雷蒙·阿隆(Aron, R. )的“事件”与“作品”来分别指称历史本身和历史的文本化。所谓事件就是“某时某地发生的事情”，作品则是脱离了创作过程而自在的文献资料。“作品，在其诞生的时候，也是一个事件”[11](P130)，这个事件的存在并不能从作品内部得到说明，却可以被直接把握。如果认为历史仅仅是作品所揭示出来的东西，那么，连作品自身诞生的事实也可能遭到质疑，这不是就陷入悖谬了吗？因此，文本化了的历史作品是我们接近过往历史的途径，但并不是历史本身。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参照的那个语境是由“事件”构成的历史本身，而不是由“作品”构成的历史文本。
    第二，历史本身不是文本，而只有通过文本我们才能接近历史。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文本与它的历史语境的关系。历史语境之于文本具有两个层面的关联：1.文学文本产生于历史语境之中，并作为那个历史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文学文本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在文本与语境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离开了对整体的考察，文学文本的意义便难以解释；2.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接近历史，历史本身只有在文本之中才能够被我们所把握，这就意味着，我们以之为参照的那个历史语境也是内在于文本的，只有在对文本的细读之中我们才能够把握与之关联着的那个具体的历史境遇。文本内在于历史，而历史又内在于文本，这是一个悖论吗？实际上，文本与历史的这两个层面的联系具有本质的区别：当我们说，文本内在于历史，这是就其存在本质来说的，即与文本不同，历史本身是非文本性的；当我们说，历史内在于文本，这是就现象经验来说的，即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够把握这个非文本的历史本身。因此，这两个命题并不构成真正的悖论。
    第三，詹姆逊反复强调：“那个历史——阿尔都塞的‘缺场的原因’，拉康的‘真实’——并不是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性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即历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12](P70)文本与历史语境的这种双重关系要求我们必须以辩证的思维进行文学批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历史本身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空间和张力，以保证历史对于文本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文本自身的特殊性，即必须结合文本自身来重新建构那个历史语境。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批评必须同时反对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认为，历史语境也是文本，对于文本来说，语境就是它自身的产物，在文本之外不存在历史；另一种认为，历史是外在于文本的东西，等待着文本的惰性反映。这两种观念都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前者被詹姆逊称作“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后者则被称为“庸俗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12](P70-71)詹姆逊自己的辩证批评方法就是在与这两种错误观念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并在批评领域引起极大反响，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最为有力的声音。
    在详细阐述詹姆逊的批评策略之前，我们对历史和语境的问题做以下两点补充：
    1.历史本身的直接的不可通达性并不代表它的不存在或无效。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不可通达的历史本身与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区分开来。前者是存在论的范畴，后者则是认识论的范畴。不仅历史作品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连历史本身也是由具体的人的生存事件构成的，而康德的“物自体”显然不具有这一特性。因此，历史本身的不可通达性不仅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当下性和连续性，由于我们就在历史之中，我们就在不断地创造历史，正因为此，历史对于我们才是不可通达的，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本身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某种不可知的东西，相反，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的存在事件构成的连续而未完成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参照的那个历史本身并不是某种僵死的、等待着被认识的、完满自足的对象，而是被包括批评活动在内的当下行为不断重构的生动过程。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实践的连续性是唯物史观的内核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之一。
    2.历史本身的连续性与历史叙事的连续性不同，它不是某种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本身具有的东西。因此，在特定的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联系。哈贝马斯(Habermas, J. )在批评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 H. M. )把历史的连续性仅仅理解为叙述结构的形式特性的时候说，“鲍姆加特纳没有考虑到，叙述的东西不仅组成了历史学家所讲述的历史，而且也组成了历史学家讲述历史所依赖的那些历史——历史学家们所涉及的是一个早已形成的对象领域，具体地讲，是一个在叙述上事先已经形成的对象领域，并且早已过去的叙述的对象领域。因此，历史是一种客观的生活联系，并不是由历史学家从‘理论上’设想的一种生活联系。”[13](P200)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是要在文本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建立某种的联系，因为，这个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依据这种客观存在的联系，通过重写文本来重新建立那个历史语境。这就是詹姆逊用“潜文本”(subtext)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
    那么，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客观存在着的联系是什么？或者说，文本与历史的那个“客观的生活联系”是怎样产生的？詹姆逊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反映论”而提出了“反应论”。他认为，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姿态和表达，是对特定社会历史境域的“反应”。传统的“反映论”是认识论的范畴，而詹姆逊的“反应论”则是实践论的范畴。文学文本与历史就是在这种实践论层面的“反应”活动中产生了“客观的生活联系”。文学创作是对特定社会历史境域的“反应”，那么在文学文本中就必然有它对之作出反应的那种社会历史境域的影子，无论这个影子被扭曲到何种程度。这个内在于文本中的历史的影子被詹姆逊成为“潜文本”。
    詹姆逊说，“文学或审美行为总是拥有与现实的能动关系；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不能简单地允许‘现实’惰性地保存自身的存在，在文本之外或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它必须把现实拉入自身的结构中……”[12](P69)文学“为了对现实作出反应……它必须把现实纳入文本之中……作为它们自己的‘内在固有的’潜文本”[14]。这个潜文本之于文本的关系，犹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潜意识之于梦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既外在又内在的关系。说外在是因为，文学文本与梦一样，是被某种“缺场的原因”决定了的——对于文学文本来说是社会历史；对于梦来说，则是个人幼年的创伤(生活史)；说内在是因为，不论是社会历史还是个体的生活史，都只能通过对文本(梦之于精神分析者来说也是文本)的解读才能得到把握。因此，詹姆逊这样说道，“我们在这里所称潜文本的整个悖论或许可作如下概括：文学作品或文化客体尽管第一次生产出那种环境，但它同时又是对那种环境的反动。它表达自身的处境，将其文本化，因而促成了这种幻觉并使其永久化：即，这种环境本身并非先于文本而存在，存在的不过是文本，在文本本身以海市蜃楼的形式生成现实之前从来就没有外在于或共存于文本的现实。”[12](P70)这种幻觉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那里被主题化，于是产生了一切皆是文本，“文之外，无物存在”的错误观念。
    历史语境作为文本的潜文本如何被把握呢？詹姆逊提出了“强力重写”(strong rewriting)的批评理念。他认为，历史语境作为潜文本必须依赖批评本身的能动作用，即通过批评实践，这个潜文本才能得到敞开。他说，“对这里提倡的这种阐释的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是，它是对文学文本的重写，从而使文本本身看似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潜文本的重写或重构。总之不言而喻的是，那个‘潜文本’并不是直接作为潜文本而呈现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外部现实，甚至不是历史手稿的传统叙事，它本身必须总是根据事实而得到(重新)建构。”[12](P69)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就是通过重写文本来重构那个不可直接通达、却潜存于文学文本中的那个社会历史现实，而后再根据这个现实重新理解文本的意义。詹姆逊说：“我们或许确实需要把一个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析的原则表述如下：潜文本必须被如此解释或重建，以致构成的不仅仅是一个场景或背景，不仅仅是一个惰性的文本，而且是一个被赋予结构的、确定的状态，只有这样，文本才能被理解为对这一状态(无论什么样的类型)的积极响应。那么，文本的意义……将会成为一个姿态的意义，这种意义是我们从文本予以回应的语境中重新获得的。”[10](P323)
    詹姆逊的“潜文本”的概念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它有效地解决了历史本身的不可还原性与它的最终的决定性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核心概念的有效性。毫无疑问，面对那些质疑并试图消解文本—历史/语境二项对立的理论声音，詹姆逊以其卓越的思辨和精审的论证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在众声喧哗的后现代理论环境中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合法性。难能可贵的是，他以此为契机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和修正，他所确立的一系列概念：反应、潜文本、强力重写等等对我们在新的历史和理论环境中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M].陆梅林辑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4]EAGLETON T. Criticism and Ideology[M].London: Verso, 1976.
    [5]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68－169.
    [6]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CULLER J. Framing the Sign: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M].Norman, Okla., and London, 1988.
    [8]吉恩·霍华德．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M]//贝克特等．普鲁斯特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37－276.
    [9]乔·多利莫尔．莎士比亚，文化物质主义和新历史主义[M]//贝克特等．普鲁斯特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77－294.
    [10]詹姆逊．象征推断；或者肯尼思·伯克和意识形态分析[M]//王逢振．詹姆逊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10－333.
    [11]阿隆．历史讲演录[M].西尔维·梅叙尔编注．张琳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2]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4]JAMESON F. The Symbolic Inference; Or, Kenneth Burke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J].Critical Inquiry, 1978, 4(3): 507-523.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