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唐人称乐府者，实分当代乐章歌词与各种形式的拟乐府两大类。而其称乐府学者，实以后一类为主要内容。唐人乐府学具有理论与创作同条共生的特点。初唐为沿承齐梁体制的近体赋题乐府，其倾向为尚辞；自盛唐李白建立古乐府学，奠定唐乐府学以复古为基本特点的宗旨。此后中唐元结、顾况至元稹、白居易提倡新题乐府，其倾向为尚义；韩孟一派杂拟乐府歌谣，带有自我作古的倾向。唐乐府可分为尚辞、尚义与尚乐三类，而中唐以后的主要方向在于尚义派的发展。唐人拟乐府创作，不仅是抗衡流行的近体，也有抗衡今乐的意图，复古诗学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撑。 【关 键 词】唐诗/乐府学/古乐府/新乐府 【作者简介】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唐人诗歌之称乐府者有二，一为当代之乐章歌词，实以近体新声为主要体制，绝句尤为其大宗，其中一部分变化为长短句曲子词，实为乐章系统。因为唐人习惯，仍称宫廷音乐机构为乐府，所以其中所唱的歌词，亦常沿乐府旧称，一如宋、元词曲，当时人亦多称为乐府。①二为各种形式的拟古乐府，包括由拟古乐府衍生出的新题乐府，实为徒诗系统。本文所说的唐人乐府学，其整体自应包括上述两种乐府诗歌体系，但前者与燕乐系统密切联系，实未形成独立的诗学，在今人研究中，则应归于声诗学与词学的范畴。②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徒诗创作的乐府之学的，则洵为古乐府及由古乐府衍生的新题乐府两大部分，也包括歌行之体。唐人标此古乐府学，实有与当代乐章歌词相抗衡之意义。另外，唐人虽然亦以乐府泛称其当代乐章歌词，但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作为一种诗体的乐府诗实以拟古乐府及新题乐府为正宗。本文所述的乐府诗学，即以此为分野。至于唐代乐章歌词之诗学，则有待于来日之研究。 一、内涵 中国古代的诗学一词，实包括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两义，且在实际的存在状态中，诗学中理论、批评与创作浑然一体。在唐诗诸体中，古体及乐府体的创作尤其包含学理的因素，因其本质为拟古、复古之体制，所以必以前人创作为规范而推陈出新，其体现诗为之学的性质实较近体更为突出。正因为此，唐代诗人于近体之创作，较少理论阐述，唐代有关格式之类的著作，所讨论的主要是技巧、法式之类的问题，在诗学思想方面缺乏深度的理论阐述。唐人于诗歌理论方面有重大价值的高深理论，多由古风与乐府方面的创作所引发。如对初盛唐诗学影响最为深刻的复古、兴寄、风骨等诗学思想，即由古风、古体的创作所引发。故与唐人的近体诗学相比，乐府诗学与古体诗学更具备诗之为学的意义。于中乐府之学，尤具专门学问的性质，作者如要大量创作，且有所成就，则必须建立自身的乐府学体系。所以唐代凡以乐府创作为专长的诗人，如卢照邻、李白、元结、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人，都有其专门的乐府学可述。而唐人自身的意识，也是视乐府为专学。权德舆所作《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记载：“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且以瑰琦轶拔为己任。”③韦公即韦渠牟，实即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所赠韦良宰之孙，可知李白授韦渠牟古乐府之学，实在乾元遇赦还居江夏，作客于江夏太守韦良宰府中时。④所谓古乐府之学，实即乐府学之意。清人方成培《香研居词麈》“自五言变为近体，乐府之学几绝”，⑤其义即与唐人所说的“古乐府之学”相近。这种古乐府之学，主要存在于诗歌的实际流变及诗人具体创作中。唐人之后，宋、元、明、清时期，亦视古乐府为专学。其一方面表现为出现像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等一批乐府诗研究著作，另一方面则如明清复古派之拟乐府创作，两者皆可称为乐府之学。可见乐府学概念，古已有之，而实始于唐人。⑥ 关于唐人乐府诗歌的范围，清人胡震亨所论最确，其论云：唐诗诸体中，有诗与乐府之别，“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谱之乐者，自有大乐、郊庙之乐章，梨园教坊所歌之绝句、所变之长短填词，以及琴操、琵琶、筝笛、胡笳、拍弹等曲，其体不一”。⑦其对唐代乐府及新旧乐府的范围，以及唐人实际入乐诗歌之范围，可谓分剖至明，洞若观火。唐人所说的古乐府，是指唐以前的入乐歌诗，也包括部分杂歌谣辞。这个歌诗系统从大的方面来分，又分为汉魏乐府与南北朝乐府两大类。就其与音乐的对应关系来看，大体相当于隋开皇中所定的“七部伎”中的“清商伎”，至大业中定“九部乐”，则又被称为“清乐”。《隋书》卷15《音乐下》：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⑧ 隋大业九部乐，除“清乐”外，其余“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七部都是十六国及北朝时代来自域外的异族音乐，“礼毕”(即七部中的“文康伎”)为源于东晋的一种歌舞戏。⑨后世所说的隋唐“燕乐”，主要就是以这七部外来音乐为主体，其中龟兹乐尤其重要。可见，隋时用来集结中土从汉魏到梁陈的本土音乐的，只有“清乐”一种，其中包括了属于汉魏旧乐的“清商三调”与以吴声、西曲为主的新清商乐。即以《隋书》所载，其歌曲《阳伴》属于吴声系统，而舞曲《明君》则属于汉魏旧曲系统。可见这部“清乐”是新旧清商乐的结合。齐梁以来，新兴的清商乐兴起，而旧清商系统衰落，两者之间曾形成尖锐的矛盾。但到了南北朝后期及隋代，与大量引进并流行的异族音乐相对，新旧清商乐同形衰落，于是在音乐的系统对立上，由以中土新旧乐对立为主要矛盾，转向以中土新旧乐与外来诸乐对立为主要矛盾。中土新旧乐作为清商乐的共同性被强调了，于是“清乐”一部形成。它虽居诸部乐之首，但入隋之后，即非音乐的主体。 唐人拟古乐府从其音乐的渊源来看，正与隋唐清乐一部相对应。其整体上不具备入乐性质，正是由这一基本的音乐史的变迁所决定的。而其称为“古乐府”的真正内涵，也正是与当代入乐的各种新声乐府相对的。因为在唐代的音乐语言方面，当代流行的声诗、曲子词有时仍被称为乐府，所以用古乐府来指称拟写旧曲的作品。旧曲实际已经不存在，其曲名转化为诗题，所以又称旧题乐府。其能标志古乐府之特征者，实为文字性质的“古题”，而非音乐性质的“古曲”、“古调”。虽然唐人在主观上仍认为他们所创作的古乐府是正统的乐章歌词，并且也有谋求入乐的愿望。但实际就如汉魏以后西周雅乐无法真正恢复一样，唐人视为乐歌之正宗的拟古乐府、新题乐府，也因为与现实的音乐即隋唐以来流行的燕乐并非一流，而只能形为纯粹的徒诗体制。 汉魏乐府与南朝新声乐府，虽然其曲调至唐时尚有存者，但与诗人的古乐府写作却毫不相涉。⑩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对唐人所谓“古乐府”的来历做一番追溯。自汉末、建安以来，文人写作诗歌，即分纯粹五言与乐府两体。而乐府一体中，自曹植、陆机以来，脱离实际的音乐，专尚文词的一部分，逐渐成为主流。此即“拟”、“代”、“仿”乐府诗，后人总称拟乐府。其初拟作的音乐尚存，熟悉音乐的人对照曹植、陆机之作，发现它们与曲调不符，因此称为乖调。刘勰曾从拟乐府的性质为曹、陆辩护：“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11)这个由曹、陆、谢、鲍等人奠定的文人拟乐府系统，即后世文人乐府诗的渊源所自。《南史·颜延之传》：“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县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12)所谓乐府《北上篇》即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一篇，载于沈约《宋书·乐志三·清调》中，可见其时乐曲尚在。但宋文帝令颜、谢所拟者或为其文辞，不必为入乐所作。可见拟乐府之方法，晋宋人已完全明确。古乐府之名，亦见于晋宋之际，《宋书·宗室·临川王刘义庆》附《鲍照传》：“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13)这里的古乐府，正是与当时流行的新声歌曲相对的汉魏古调、古题乐府，是鲍照乐府诗中不入乐的一部分。李白等人称拟唐以前乐府诗为古乐府，正是承袭南朝人的这种用法。在齐梁声律新体流行的风气中，在内容与体制上，古题乐府都向新体靠拢，出现了以齐梁声律新体为主要体制的新的“赋题”法的拟古乐府，流行直至初唐，形成古题与近体结合的现象。上引方成培所说的“自五言变为近体，乐府之学几绝”，正是对乐府诗史中这一嬗变的准确判断。其时略能与其抗衡者，为初唐七言、杂言歌行，然其渊源亦出于南朝，并且多为流连风物之辞，体虽尚古而意多凡近。唐代各家各派的古乐府及新乐府的创作，即是以上述自齐梁迄初唐的近体化乐府为革新对象，力求复古。初唐陈子昂、张九龄等人在五古方面能够复汉魏之古，但乐府则仍沿齐梁之体。李白继续复古诗学，在乐府方面倾注最多的精力，经其一生努力，重建了一个古乐府的创作系统，同时形成了古乐府之学，实为唐代乐府复古的第一家。其后元白、韩孟两派虽然宗旨、方法各异，但论其渊源，都是由李白的古乐府学推衍出来的。李白晚年用来传授韦渠牟的，即是这种古乐府之学。至其所作的《清平调》、《宫中行乐词》等，则是新声燕乐，非古乐府之学。 总之，乐府自魏晋之际，即出现入乐与徒诗两体的分流，入乐的乐府准随时之义，音乐曲调与系统不断变化，由汉魏清商旧乐而至吴声、西曲，由南北朝新声而至隋唐燕乐，其体制也随时而变。不入乐的拟乐府则准复古、拟古之则，一以旧题、旧体、旧义为准，标古乐府之义。其所标举，实为两义：一为尊旧体制以抗衡完全脱离音乐的五七言古、近体诗系统，体现了乐为诗之源，乐为诗之本体的思想；一为尊古乐章体制以抗衡当世流行的新声乐曲。而古乐府在唐诗诸体中的体制之尊崇也正是由上述创作思想决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