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社成员在我国近代新闻报刊业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5年以前，南社人崭露头角。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中，发挥着骨干作用；国内以中国教育会为纽带，创办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报刊，这些报刊大部分由南社人主办和编辑。1905年到1911年的革命高潮中，南社人成为革命派在新闻报刊界的主力军。革命派在日本创办24种报刊，其中南社人创办、编辑的9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报刊15种，其中由南社编辑撰稿的11种。民国成立以后，南社成员汇聚于上海的新闻报刊业，一些报纸清一色由南社人编撰。南社成员在保卫革命果实、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提高新闻报刊业水平诸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南社 新闻报刊 辛亥革命

    新闻报刊业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中扮演的角色、产生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社会近代化每向前走一步，就会推出一批活跃于宣传舆论界有思想、有激情的报人、记者。如甲午战争时期的王韬、郑观应，维新运动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唐才常、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汪康年等人，而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运动中，又有一批朝气蓬勃、少壮淋漓的报人记者涌现在新闻报刊的舞台上，他们大多数有参加南社的经历。
    新闻报刊业是南社成员主要从事的职业，有记载的南社成员大多数曾涉足或立足这一行业，或主办报刊，或任报刊的主编、编辑、记者，南社人在近代新闻报刊业当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5年以前，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以后。
    一、舆论界的新面孔
    1899年到1905年是中国世纪之交的过渡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潮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新闻报刊业以其特有的敏感成为这种变化的晴雨表。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的报刊丧失殆尽，但很快在海外找到了立足点。《清议报》、《新民丛报》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引导着舆论界的潮流和走向。然而毕竟改良正在退去彩釉，革命共和的时代就要到来。1900年“中国革命提倡之祖”[1]的《中国日报》在香港问世，标志着革命派登上了新闻宣传的阵地。由于《中国日报》的发行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的大城市，加上《中国日报》人才有限，没有足以与梁启超相抗衡的淋漓妙笔，因此，革命派在舆论界仍处于劣势。而事实上，当时的革命思潮正日益高涨，励志会、国民会、青年会、亡国纪念会、1903年元旦东京留学生会馆的排满演说、军国民教育会等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风起云涌，革命目标愈来愈明确，革命气氛也愈来愈炽烈，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正面临着一次大转折。适应这种转折，一方面留日学生创办了一批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南社的部分成员是其中的骨干，如刘成禺与《湖北学生界》、陈去病与《江苏》、黄兴与《游学译编》；另一方面革命派在国内打破了戊戌政变后舆论界的沉寂。1902年教育会编辑的《选报》在国内率先脱离维新派的羁绊，显示出夭矫独立的革命倾向。此后由中国教育会主办或教育会成员编创的《苏报》、《国民日日报》、《童子世界》、《少年中国报》、《大陆》、《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女子世界》、《觉民》等报刊，旗帜鲜明地进行排满革命的宣传，批评保皇派对专制政体的眷恋，阐发革命的必要性和改良的危险性，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警世觉民，形成了国内革命舆论的中心，与《清议报》、《新民丛报》分庭抗礼，而且初露长江后浪推前浪，取而代之的趋势。中国教育会在思想舆论上的贡献，又很大程度仰赖于南社成员手中的“毛瑟枪”、“横磨剑”。这些年轻的革命宣传家“弄三寸管演话剧”，“奔走海上疾呼号”；[2]“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3](P1823)“铸得洪钟着力撞，鼓声遥应黑龙江”。[4]他们写诗撰文，编报创刊，以无所顾忌、朝气蓬勃的姿态出现在新闻界。以中国教育会为纽带的这批报刊，大部分是由南社人主办、创刊和编辑的，分述如下。
    这一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当属《苏报》。《苏报》创刊于1896年，原由日侨生驹悦注册主办，曾因格调卑下，被法租界传讯，在上海诸报中卑卑不足道。1898年陈范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愤恨晚清官场的腐败，很想主持清议，挽救糟糕的时局”，[5](P72)承办了该报，使之面目一新，“主张逐步前进，初由变法而保皇，继由保皇而革命”。[5](P72)其中的转变又与中国教育会的兄弟团体爱国学社有直接的关系。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和南京陆师学堂发起退学风潮，教育会协助南洋公学筹办爱国学社，给以经济上的资助，陈范月赠百金；《苏报》特设“学界风潮”专栏，先后发表了《释仇满》、《汉奸辨》、《代满政府筹御汉人之策》、《俄据满洲后之汉人》、《驳革命驳议》、《呜呼保皇党》、《读某报》等文章，堂而皇之地打出了革命的旗帜。柳亚子的《五十七年》说：“在当时，上海革命的大本营，一个是中国教育会，一个是爱国学社，还有一个却是陈蜕庵先生所主持的《苏报》。”[6](P154)《〈苏报〉案始末》亦云：“当时，上海已于无形中成为革命志士集合之地，而自《苏报》改革编制，昌言革命后，人们耳目更为之一新，影响所及，潜移默化，大有功效。”[5](P74)《苏报》的主持人陈范、社论作者中的汪文博、柳亚子都是南社的骨干。
    《苏报》案后，在清政府肆意摧残新闻出版活动的锣鼓声中，《苏报》人又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它毫不隐晦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犀利的笔墨批判满清政府的封建专制政体和种族压迫，批判改良派保皇立宪的宗旨，以历史材料为依据，阐发“华夷之辨”的思想，激发人们反清排满的革命情绪。因此，《国民日日报》被称为《苏报》第二。这份报纸主编是章士钊，而南社成员陈去病、苏曼殊参加了编辑工作，高旭、王无生、朱锡梁、包天笑、柳亚子、高燮等人则是该报的作者。
    《国民日日报》在1903年12月停刊，作为其后继的是《警钟日报》。陈去病《革命闲话》云：
    《警钟》者，承《俄事警闻》之后，以扩大其范围也。先是孑民、小徐、浩吾、竞全诸子，以俄警日迫，特组对俄同志会，筹应付之法。又发行日报一纸，名曰《俄事警闻》，以告群众。辞气慷慨激厉，读之者莫不惊心动魄，为之流涕。每晚更于镜今书局门口，张贴要电，大书磅礴，血泪交迸，环而观者往往如堵墙。于是诸子知群情之融洽也，因有《警钟日报》之举，设馆于福州路英巡捕房东首之惠福里。以孑民总其成，予与允中、申叔、静庵为任撰述编辑之责，而竞全独任其赀。[7](P4)
    《警钟日报》的前身是《俄事警闻》，该报及时地通报了俄国企图长久霸占东三省、清政府妥协投降以及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等动向，作者以“血泪交迸”之笔述，如同向国人敲起了亡国灭种之警钟，吸引了广大读者，因而改名为《警钟日报》。是报坚持《苏报》、《国民日日报》排满革命的办报宗旨，抨击封建专制政体，揭露清政府内政外交上的腐朽无能。它还及时地向读者介绍国内外的革命活动，并披露了中华革命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这是“第一次在国内人民当中公布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政治纲领。”[8](P258)陈去病、林獬等人担任编撰之责，高旭、高燮、柳亚子、蔡寅、王无生都是此报的撰稿人。
    《女子世界》是由中国教育会丁初我主编的妇女刊物。在辛亥革命前众多的女子报刊中，《女子世界》是创刊较早、言论较激烈、革命倾向鲜明，而影响较大的一种。它把“家庭革命”和“种族革命”结合起来，号召妇女以苏菲娅等外国女杰为榜样，投身于反帝反封反满的斗争。《女子世界》一创刊，柳亚子就做了该刊在黎里的发行人，并在上面发表了《松陵新女儿传奇》、《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哀女界》、《女雄谈屑》、《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论女界之前途》等文。柳亚子一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写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章，而《女子世界》上的文章首先展现了作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中国最早的戏曲杂志当推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它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8](P259)杂志号召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戏剧家，以文学和戏剧宣传排满革命。陈去病《革命闲话》云：“《大舞台》杂志者，藉改良戏剧之名，因以鼓吹革命而设也。一时汪笑侬、孙菊仙、朱素云、熊文通、周凤文、时慧宝诸伶，咸与予往还。笑侬手编《缕金箱》一剧，以演杨龙友、方芷故事。予亦撰《金谷香》，记枪击王之春一案，并撰白浪滔天、杨白花诸传。刘申叔亦撰《原戏篇》以贻予。购者甚众。惜仅出两期，即被禁锢，三期稿杳不可得矣。”[7](P4)这份刊物的短命，与它旗帜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倾向有直接的关系。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一文中说：“凡衿缨冠带之伦，苟其稍具普通知识，固罔不知戴异族之为非”，而普通百姓则“以为吾祖宗以来，知有珠申；生世以降，即蒙辫发；明社虽屋，吾仍有君；黄帝其谁，何关血统”？通过观戏，既可睹汉家衣冠，又可了解“吾民族千数百年前之确实历史，而又往往及于夷狄外患”，“与夫家国兴亡之惨，人民流离之悲”，从而“通古今之事变，明夷夏之大防，睹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所刊登的戏剧内容与这一宗旨相表里：“编明季稗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随俗嗜好，徐为转移，而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9]两期杂志除陈去病《革命闲话》提到的外，《长乐老》、《安乐窝》、《鬼磷寒》、《黄龙府》都有明显的反满色彩。这些戏剧公开指斥清廷为“北虏”、“虏骑”、“匪种”，表示向往汉朝威仪、汉家衣冠，崇拜共和，倾心卢梭、孟德斯鸠、玛志尼。革命的目标是“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光复旧物，推倒虏朝”。这份杂创刊于1904年10月，半月一期，只存在了一月。
    《中国白话报》也是南社人主编的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创刊于1903年年底，主编南社成员林獬。林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人，一生从事新闻业30余年，参与刊发的报刊10余种，其中《中国白话报》为独力创办主编。在这份报上，他以“白话道人”的笔名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世纪之交，白话报不下50种，《中国白话报》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
    与上海、香港的革命宣传形成呼应之势的地方刊物中，创刊于金山县的《觉民》是引人注目的月刊。该刊辟有论说、哲理、教育、军事、卫生、传记、时局、小说、谈丛、杂录、尺素、婚制、时译、演说、政法、历史、文苑、青年思潮等栏目，主办人是高旭和其叔高燮其弟高增，撰稿人多是后来的南社成员，如黄节、陈家鼎、包天笑、马君武、马一浮等人。该刊发刊于1903年11月，到1904年8月停刊，共出10期。
    在1905年前的报刊宣传中，南社人初步展现了他们激进的革命倾向和活泼淋漓的写作才华，在国内革命宣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涌现出马君武、陈范、陈去病、高旭、林獬、柳亚子这样出色的报人、记者、撰稿人。
    二、革命派新闻报刊界的主力军
    
    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年8月同盟会成立，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时，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以同盟会代言人的姿态在东京创刊。《民报》的问世是辛亥革命前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近代报刊史上的大事件，带动了有革命倾向的报刊在全国普遍开花。在《民报》的带动下，日本创办24种报刊[8](P403)，其中南社人创办、编辑的就有9种。它们是《醒狮》（1905年9月29日创刊，编辑者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李叔同等）、《复报》（1906年5月创刊，编辑者为柳亚子、田桐、高旭、高燮等）、《云南》（1906年10月15日创刊，主持人为李根源）、《洞庭波》（1906年10月18日创刊，编辑者为陈家鼎、景定成、宁调元等）、《鹃声》（1906年创刊，编辑者有南社人雷铁崖、李肇甫）、《汉帜》（1907年1月25日创刊，编辑者为陈家鼎、宁调元、景定成等）、《晋乘》（1907年9月15日创刊，编辑者为景定成、景耀月）、《夏声》（1908年2月26日创刊，赵世钰为主编）。南社人投身于新闻报刊业的这种优势在上海更为突出，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1905年至1911年期间，革命派在上海先后出版了15种报刊，其中由南社人编创撰稿的就有11家。有《国粹学报》（1905年2月23日创刊，黄节为主编之一）、《竞业旬报》（1906年10月28日创刊，傅＠①是主编之一）、《神州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创办人于右任）、《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创刊，创刊人于右任）、《民立报》（1910年11月创刊，创刊人于右任）、《越报》（1909年11月创刊，雷铁崖为撰稿人之一）、《中国公报》（1910年创刊，陈其美、陈去病、陈毓川任主编）、《民声丛报》（1910年5月23日创刊，陈其美为主编之一，雷铁崖、林獬等是撰稿人）、《克复学报》（1911年4月创刊，李季直为主编）、《天铎报》（1910年3月11日创刊，李叔同、戴季陶、陈布雷等人出任主编）。除了日本、上海这些革命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外，其他地区也有南社人编发的报刊活跃在舆论界，如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刊发的《光华日报》，汪精卫、雷铁崖任主笔，陈世宜、李叔同、戴季陶为其撰稿；泰国刊发的《光华日报》是同盟会在停刊不久的《仰光新闻》基础上办起来的，参与编撰的人有居正、吕志伊等人。再如广州的《群报》，卢谔生、沈厚慈任主编；《时世画报》、《东方报》，谢英伯是主编之一；《中华新报》，更是南社人在岭南聚集之处；北京的《帝国日报》，宁调元任主编；《国风日报》，景定成、田桐、仇亮任编辑；《国光新闻》，田桐、景定成任主编；山西的《晋阳白话报》，景定成、景耀月任编撰。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为数不多的几种妇女报刊中，有南社女成员唐群英主编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南社丛刻》也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它代表了革命文学的一个窗口。如果说，1905年前，南社人在新闻报刊业中崭露头角的话，1905年到辛亥革命前则成为革命派新闻报刊界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在革命运动中，南社人和这些报刊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也是革命派的舆论中心，很多南社成员为其撰稿，如汪精卫、陈去病、苏曼殊、马君武、田桐、雷铁崖、景定成、柳亚子、叶夏声等人。《民报》创刊后，就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除了宣传孙中山在《发刊词》里提出的三民主义和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外，就是清除维新派的影响，和保皇立宪的论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民报》发动了和《新民丛报》的论战。在论战中，《民报》以同盟会的纲领为中心，系统阐发了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有力地反驳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及共和会招致内乱，导致外国干涉瓜分的观点，为革命运动的展开澄清了理论是非。
    与国外酣畅淋漓的论战相比，国内的革命宣传则颇多曲折。自《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相继被封后，舆论界缄口结舌将及二年，与海外特别是日本留学生言论的活跃大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破这种“万马齐＠②”局面的不能不提到于右任和他创办的《神州日报》及“竖三民”。《神州日报》创刊于1907年4月2日，报名隐含反清思想与爱国思想，于右任自己说：“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10]冯自由《上海〈神州日报〉小史》介绍该报内容、特点和发行情况：
    盖自《苏报》以后，清吏对于富有革命色彩之书报，文网周密，一般新学家咸具戒心，不得不用旁敲侧击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传也。此报体裁特重社论一栏，所下时政批评，针针见血，足以廉顽立懦。副刊之说部小品文字，以芳馨悱恻之词，写小雅诗人之旨，亦足使读者之种族观念油然而生。……又其与别报不同之特点，在于不用清胡君主年号，而以丁未二字代之。出版数月，销路日盛，＠③＠③驾旧时各报而上之，非无故也[11](P242)。
    这一份成功的报纸仅出版37天，因邻居失火，不幸殃及，编辑印刷营业三部悉付一炬。经过8个月的筹备，于右任于1909年5月15日又创办了《民呼日报》。该报主笔阵容更强大，内容更丰富，持论更激烈，为民请命，大声疾呼，“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12](P300)以抨击陕西政界为最力，不出三月，销量雄居上海各报之首。但因此也遭致陕甘总督的迫害，92天后于右任被逐出租界，报纸也被迫停刊。未及一月，《民吁日报》又诞生了，于右任撰宣言书，景耀月撰出世之辞。不久，针对日本侵略满蒙和朝鲜志士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发表评论，引起了日驻沪领事的恼火，48天后的《民吁日报》又被迫停刊。1910年春夏间于右任着手组织《民立报》，10月10日发刊，发刊词出自于右任之手，冯自由称其为“洵不愧新旧文学合流之代表”。[12](P330)发刊词不仅辞采丰赡，情文并茂，而且不乏精辟之论，如：“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阐发了言论、民族、国家“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的关系。近代以来，几代人前仆后继追求社会的民主，但对民主的理解却千差万别，经历过雾里看花的过程。于右任在民国前就把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思想言论独立作为现代民主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不能不令人感佩其思想的敏锐深邃。因此，《民立报》与《民呼》、《民吁》相较，报名只一字之差，其思想的境界却是不同的。后二者旨在“大声疾呼，为民请命”，而《民立报》紧紧扣住“民立”二字，“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补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也就是用报纸为民主国家的建立准备合格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夕，如此的宗旨可谓宏大、适时。正如于右任指出是“一大杰物之出现此社会”。何谓“杰物”？杰物“与此社会即有际地蟠天之关系，否则新事业无异乎陈死人。倘其适宜于此社会也，虽百劫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气，时来时往于两大之间，时隐时现于吾人耳目之表，待时而生，自足风靡乎一世。”[12](P330)这一段话也道出了《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四报获得极大成功的秘诀：“适宜于社会”，反映社会对进步、光明、公正、自由的追求。《民立报》出版之时，正是民主革命高潮到来之际，报纸大量报道孙中山在国外的革命活动和国内革命形势及革命党人的事迹。报纸发行不久，销量达两万余份，是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日报。冯自由《上海〈民立日报〉小史》云：“《民立》、《神州》二报反借此宣传民族主义，鼓荡革命精神，竞载殉义烈士之嘉言轶事，如数家珍。遂令全国之革命思潮，有黄河一泻千里之势。”[12](P334)《民立报》还有一个作用，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中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联络和指挥机构。武昌起义后不久，武汉形势紧张，于右任、陈英士策动和组织了上海的光复。各省光复后，革命党内部为谁来执掌大总统争持不下，《民立报》率先著文欢迎孙中山回国主持政局，介绍孙中山20多年为创建民国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因为《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前后在宣传和实际工作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报社同人中的于右任、景耀月、吕志伊、宋教仁、马君武、陈英士等人入选为内阁，于右任出任交通次长。
    三、报刊业中“大聚义”
    
    蒋智由曾对文字的作用期许甚高：“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换神州。”（《久思》）“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卢骚》）[13](P138)辛亥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字宣传，这一事实诫示了以后的掌权者更加重视对新闻报刊的控制、收买、迫害。民国后，新闻报刊业并没有因为共和制的建立而自由顺畅地发展，除了南京临时政府期间短暂的繁荣外，武人弄权，新闻报刊在刀口剑尖上度日。政治风云的波诡云谲，导致了报刊的迅速分化。据《太平洋报》1912年7月25日刊发的一条消息，说上海的报纸分为同盟会与反对派两个系统，属于同盟会系统的《中华民报》、《民权报》、《天铎报》、《民强报》、《民立报》，其中的四种是由南社人主持编辑的。《民立报》、《天铎报》已如前述；《中华民报》的创办人是广西桂林的邓家彦，主笔是四川夔县的刘民畏；《民权报》的主编是戴季陶。柳亚子《南社纪略》的一段话可以作一补充，他说在上海的其他各报中，南社社友也占据了不少位置，如《天铎报》有邹亚云、李怀霜、俞语霜，《民主报》有范鸿仙，《民权报》有戴季陶、汪子实、牛霹生，《时报》有包天笑，《神州日报》有黄滨虹、王无生，《大共和报》有汪旭初，《民国新闻》有陈泉卿、吕天民、陶冶公、沈道非、林庚白，《民国日报》有黄季刚、刘昆孙。事实上这仍不是全部，南社人编撰的报纸还有一些，如《国风日报》主持人是景定成，《亚东新报》的策划者是宋教仁，《民主报》的主办者是仇亮，广州《讨袁报》的主编是谢英伯，《长沙日报》的编撰人员是清一色的南社人，文斐主持，傅＠①任总编，孔昭绶、龚尔位、谭觉民等人任编辑。此外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在《申报》，郭步陶、杨千里、王蕴章在《新闻报》，邓孟硕、管际安、程善之、刘民畏在《中华民报》，徐郎西、陈匪石、姜可生在《生活日报》。
    南社人物最集中的是《太平洋报》，该报创刊于1912年4月1日，是同盟会于民国后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它的全部设备来自于光复前同盟会在上海租界的秘密印刷所，经费由上海都督府调拨。柳亚子《南社纪略》说：“叶楚伧办起《太平洋报》来了，于是我从《民声》出来，跳进了《太平洋》。《太平洋》的局面是热闹的，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阵容揭示如下：姚雨平（社长）、陈陶遗、邓树南（顾问）、叶楚伧（总笔）、柳亚子、苏曼殊、李息霜、林一厂、余天遂、姚＠④雏、夏光宇、胡朴庵、胡寄尘、周人菊、陈无我、梁云松（主笔）、朱少屏、王锡民（干事）。”[14](P42)由于南社人长于诗词戏曲小说的创作，《太平洋报》的“文艺副刊是很精彩的。”《太平洋报》的广告也很有特色，它代客户进行美术加工，用各种书法提高广告的艺术性，都由李＠⑤同设计书写。南社对演员冯春航的褒贬也多登载在该报上。这份能表现南社“全盛时代”的报纸只出了半年左右就停刊了。
    另一份清一色由南社成员办的报纸是《中华民报》，该报创刊于1912年9月20日。同盟会各报中，此为反袁最坚决的一份报纸。宋教仁被暗杀的真象暴露后，该报在1913年4月27日一天发表反袁讨袁的社论八篇，创造了新闻史上同一天一份报上社论数量的最高纪录。总理邓孟硕，经理龚铁铮，总编辑兼电报编辑汪洋，外埠新闻编辑刘民畏，外埠新闻助理编辑殷人庵，本埠新闻编辑管义华，副刊编辑程善之、胡寄尘，社评胡朴安，翻译陈无我。二次革命后，邓孟硕被捕入狱，报纸被迫停刊。南社成员在报纸上的再一次大聚合是创刊于1916年1月22日的《民国日报》。该报的筹办人是陈其美、邵力子，叶楚伧主持报务，副刊的作者多是南社成员，胡朴安称该报“为社友文字发表之中心”。不幸的是1917年前后南社的唐宋诗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意气之争、人身攻击，甚而拉帮结派的党棍作风也表现在该报上。
    胡朴安《南社诗话》讲南社在民国后新闻报刊业的作用云：“南社本是与国民党先后组织的，国民党为革命实际之行为，南社为革命文字之鼓吹。民国成立，民党报纸，其任编辑者，多半是南社社员，常与非民党报纸，以笔墨相战斗。”[15](P149)辛亥革命中，南社人编撰的报刊传播革命消息，宣传民主共和的思想，欢呼民主政治新时代的到来；南北议和后，反对议和、反对妥协、反袁是主题，特别是宋案以后，报纸用大量篇幅揭露袁世凯刺宋的内幕和用武力实现独裁专制的野心，猛烈抨击其专横跋扈、到处制造惨案的罪行；在袁政府的独裁统治即将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他们又展开了以“法律解决”还是以武力解决国体政体问题的讨论，最后达成了共识，主张二次革命。
    这是民党报纸与非民党报纸的“正式战斗”，还有“偏师之战”。胡朴安《南社诗话》述及《民权报》和《大共和报》副刊的一次“小小有趣的事”：“《大共和报》登一篇小说，篇名《情海归槎记》，内容短篇《聊斋》体裁，皆是写本人情场之经过。汪子实……知其生平，作一打油诗，登之《中华民报》副刊，内句云：‘一篇《情海归槎记》，霜妹如何独见遗？’因之此小说遂引起民党报纸之注意。《民权报》正式作批评，略谓此种淫秽之文字，负风化之责者，应当禁止，并引法律条文。此批评登出，竟引起巡捕房之干涉，传《情海归槎记》著者，处以相当之责罚。我辈闻之，皆大笑云：‘我党偏师又获胜矣！’此是民党报纸之一趣事，亦南社之一趣也。”[15](P149)可见以南社为主体的民党报纸与非民党报纸两家壁垒分明，“正式战斗”不会掉以轻心，就是“偏师”之战也不放过。
    综上所述，从20世纪初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酝酿、高涨到辛亥革命前后，南社人从1905年前以“散兵游勇”的形式进入新闻报刊领域，到辛亥革命前以省为界的小型组合，再到民国后的“大聚义”，在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保卫革命成果，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一二十年代新闻界最活跃最有生气的进步力量，对报刊的版面、编排、管理、发行、栏目设置、广告代理等业务都有尝试，在新闻采访、新闻理论、新闻教育等方面多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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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