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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澐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作《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换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着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其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是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就晚清以来的世道变迁与文化发展而言，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余，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关 键 词】郭则澐/《红楼真梦》/小说与戏曲/文体转变/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左鹏军，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31）。 续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创作现象，在多种文体形式中都可见到，尤常见于小说、戏曲、说唱等方面。仅就小说来看，续书最多者当推《红楼梦》。《红楼梦》的续书从清代中后期开始，至今仍延续不绝，最典型地反映了小说续书创作的复杂现象。《红楼梦》的续书类型颇多：从内容上看，有在原书情节基础上继续敷衍发挥的正续，有针对原书情节反其意而作之的反续；有揣摩原书未尽之意而继续生发扩展的补续；也有在原书情节人物影响之下另外进行构思描写的仿作。从文体上看，除运用长篇小说进行续作这一主要方式之外，还有采用散曲、戏曲、说唱文学等形式续作的。 在众多的《红楼梦》续书中，民国年间郭则澐所作长篇小说《红楼真梦》和随后在小说基础上创作的戏曲《红楼真梦传奇》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不仅表现在郭则澐既以小说续之，又以戏曲续之，如此执着用心盖不多见；而且表现在通过续书他所着力坚守与宣扬的道德理想与文化观念，给人留下了深远的道德追问和文化困惑。本文旨在考察《红楼真梦》从小说到戏曲的文体转换及其间所反映的作者的创作心态，并在此基础上认识这种在特殊思想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创作现象所蕴含的道德信念与精神价值。 一、郭则澐及其《红楼真梦》 郭则澐(1882-1946)，字啸麓，号蛰云，又号孑厂、龙顾山人、云淙花隐。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浙江台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宣统初补浙江温处道，宣统二年(1910)擢署浙江提学使。辛亥革命后，曾依徐世昌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后专力著述。一生著述甚富，已刊者有《龙顾山房集》、《十朝诗乘》、《清词玉屑》、《庚子诗鉴》、《竹轩摭录》、《旧德述闻》、《遁圃詹言》、《洞灵小志》、《洞灵续志》、《骈体文钞》、《红楼真梦》、《红楼真梦传奇》等。 《红楼真梦》凡六十四回，以第一回《梦觉渡头雨村遇旧缘申石上士隐授书》起，第六十四回《庆慈寿碧落会团栾聚仙眷红楼结因果》终，约53万言，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初刊于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39-1940年)出版的《中和月刊》，作者《自序》撰于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小春(1939年11月)，曾刊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1940年1月)出版的《古学汇刊》第六期。后有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铅字本，署“孑厂”，牌记有“庚辰长夏雪苹校印”字样，首有许璐(署“申庵子”)作于“庚辰清明前十日”(庚辰二月十九日，1940年3月27日)的序文，继以作者(署“云淙花隐”)自序。 关于此书的用意主旨，许璐在序文中引用郭则澐相关言论对此有所涉及：“吾之为是书也，溺而蠲虑，劬而忘疲。倏而哂然笑，若濛泛之见晖；俄又唏然涕，若昧谷之雰霏。人见之为吾疑，问其故而莫之知；吾习之若无奇，问其故，吾亦不自知也。”描述了创作过程中相当执着、独特甚至带有几分神奇的精神情感状态，实际上是想传达书中的深远寄托和言外微旨。因此许璐接着写道：“辛庵子始而哑然，继以怃然，终乃恍然曰：‘呜呼，噫嘻！我知之矣。往在海滨，共叩白瞽，白瞽曰：异哉，子忠孝人也，而蜍志厌厌之与伍。’翁闻泣下，久之无语。”①这里特别拈出“忠孝”两字以示人，显然是在揭示作者的用心和小说的主旨。作者《自序》中云：“《红楼》杰作，传有窜编；脂砚轶闻，颇参歧论。雌黄错见，坚白等棼：或则妄规胶续，滋刻鹄类鹜之讥；或则虚拟璧完，忘断鹤益凫之拙；又或殚心索隐，逞臆谈空，附会梅村赞佛之诗，标榜桑海遗民之作；等玉卮之无当，枉绨椠之相矜。世或推之，蒙无取焉。……嗟乎！回天志业，类一现之昙花；汗史功名，视数行之楮叶。畴知我者，与谈天宝旧闻；若有人兮，试证贞元朝士。未免绛珠匿笑，问甚事而干卿；定知浊玉有灵，愿是乡以老我。”②在对《红楼梦》产生之后众说纷纭、歧见叠出状况的描述中，在对《红楼梦》多年来知音难遇、真意湮没的感慨中，强调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在《红楼真梦》中寄托的挽回人心、昭明天道、留名青史的决心并终老于此的意志。作者将创作用意、作品的思想主旨表达得相当充分，作者通过小说着意寄托的道德用意和承载的人生感慨也表达得非常分明。 《红楼真梦传奇》是郭则澐继《红楼真梦》之后所作。黄甦宇在赠史树青《小重山》词注中说过，“曲本孑厂六十生辰称觞自爨，螾庐为劃度工尺旁谱”③，可知是作者六十岁生日时作，有自寿之意。凡八折：第一折《斗猿》、第二折《廷荐》、第三折《安江》、第四折《仙宴》、第五折《擒寇》、第六折《闺话》、第七折《献俘》、第八折《仙祝》。附工尺谱，署“孑厂填曲，螾庐制谱”，螾庐即王季烈。有民国三十一年(1942)石印本。④据载又有稿本，史树青原藏，笔者未见。⑤ 与《红楼真梦》相似，《红楼真梦传奇》同样寄托了浓重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无可奈何的人生感慨。此剧卷首有王季烈作于壬午中秋(1942年9月24日)的《螾庐叙》，不仅集中概括了创作主旨，对认识作品的思想意义至关重要，而且由此分明可见王季烈的文化观念和道德理想。其中有云： 天生万物，惟人独灵，非其智巧膂力胜物也，为有纲常大义，范围人心，使人彼此相安，不致纵人欲以悖天理也。乃者茫茫禹域，受西潮之鼓荡，弃纲常，非忠孝，致国家颠覆，骨肉寇雠。循是以行，岂特人禽无别，人类将绝灭矣。孑厂忧之，作《红梦真梦》，以正人心，旨深哉！……《斗猿》，劝仁也。……《廷荐》，教忠也。……《安江》，美尽职也。……《春宴》(引者按：原剧第四出作《仙宴》)，美能容也。……《禽寇》(引者按：原剧第五出作《擒寇》)，辟以止辟也。……《闺话》，美悔过也。……《献俘》，美补衮也。……《仙祝》，劝孝也。……世衰道微，君臣之义先废，次夫妇，次父子。此本八折，于君臣夫妇父子之道，三致意焉，三纲之大义明矣。明琼山邱文庄著《五伦记》传奇，以劝世人。作者之旨，亦犹是耳，愿读者知之。⑥ 对于《红楼真梦传奇》，王季烈不仅以著名昆剧家兼作者朋友的身份，谱写了工尺谱，使之完全具备了歌之场上的条件与可能，而且作为第一位批评家，对作品主旨和寄托于其中的人生感慨进行了最充分的阐发，确可称为知己见道之语。这也为后来的读者准确认识和评价此剧，并进而恰当地认识、评价其同名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从郭则澐及其作品表现的创作态度，寄托的道德理想、文化观念等方面来看，《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创作，虽然均是以续书面目出现，但情节与人物安排大多与《红楼梦》相反，也有与原书情节无甚关联的发挥。作者的主要用意和基本观念完全与《红楼梦》针锋相对，而且大多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社会政治状况、道德观念、文化变迁等密切相关，蕴含着针砭世道、挽救人心、感慨世变的深意。 二、从小说到戏曲 在中国文学史上，同一题材内容而采用不同文体样式予以表现的例子屡见不鲜，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家的一种创作习惯；但在郭则澐的创作中，从《红楼真梦》到《红楼真梦传奇》的文体转变仍然是值得注意的。这不仅是因为同一作者在较短时间内，以连续集中的方式完成了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实现了从小说到戏曲的文体转换，成为《红楼梦》众多续书中一个特色突出的创作事例，而且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文学创作观念、政治文化观念、道德文化理想的某些重要侧面，以及其中蕴含的更加深广的有关时代新变、时局动荡、传统崩解、道德挽救等思想文化内容。 关于《红楼真梦》的创作情况，第一回《梦觉渡头雨村遇旧缘申石上士隐授书》写道：“不想更若干劫，历了若干年，又出了一部《红楼真梦》。当时，有个燕南闲客瞧见书中回目，认为希奇，要想买他回去。偏生那个卖书的说是海内孤本，勒掯着要卖重价。那燕南闲客一来买不起，二来又舍不得，只可想法子向那卖书的商量，花了若干钱托他抄了一部。那天拿回来，便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⑦很明显，这样的话并不足以征信，只是小说家最为擅长且经常使用的故事编排，主要是为增强小说的神秘感、增加作品引人注意的因素，同时也不无自诩才华、自我表现的味道。 假如要深入理解《红楼真梦》的主旨，其中的重要人物、情节是必须予以充分关注的，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的行为和言语，经常表现作者的观念和用意，这当然是郭则澐的有意为之。如第八回《薛姨妈同居护爱女王夫人垂涕勖孤孙》中，贾兰说道：“若说学问，我的经历很浅，但就读书所得，觉着古人大文章、大经济，都是从忠孝两字出来的。咱们世禄之家，白白的衣租食税，若虚受厚恩，一无报答，这忠字何在？老爷、太太这们爱惜我，期望我成人，若不替我父亲图个显扬，这孝字何在？亏了忠孝，丢了根本，不但那膏粱文绣白糟蹋了，就是侥幸得了令闻广誉，也等于欺世盗名一流，不足齿数的了。”⑧作者非常有意地强调“忠孝”两字，将其作为古往今来一切“大文章、大经济”的本原，并着重指出，作为世禄之家的后代，必须在家行孝，在朝尽忠，这才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此语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宗旨。非常明显，这种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与《红楼梦》恰恰相反，完全对立。郭则澐从反面立意，坚定执着地进行小说和戏曲创作的动机，恰在于此。 将《红楼真梦》与《红楼真梦传奇》对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进而可以推测两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某些侧面，从其密切关联和明显差异中，甚至可以考察郭则澐创作的基本情况与某些细节。 戏曲第一折《斗猿》写贾宝玉与柳湘莲在大荒山中从师傅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学道，一日师父外出云游，两人遇一猿于洞外，柳湘莲欲杀之，宝玉劝其勿开杀戒。此折内容出自小说第二回《青埂峰故知倾肺俯绛珠宫慧婢话悲欢》之前半，还有一部分内容出自小说第六回《话封狼痴颦慰红粉赐真人浊玉换黄冠》。两相比较可知，戏曲中的部分字句与小说非常接近，甚至完全一致。戏曲第二折《廷荐》写威烈将军贾珍怀一腔热血，感慨有心报国，无力撑天，适南阳邪匪构乱，贾珍于众大臣相互推诿之时，出南北夹击良策，经北静王上奏皇帝，极受嘉许，遂带贾蓉赴南阳剿匪平叛。此折系据小说第二十一回《慈太君仙舆欣就养勇将军使节出从征》后半部分情节写成，把贾珍写成一个有忠有义、临危受命、为国效力、杀敌立功的忠勇之士。从作品对贾珍性格、品质的正面褒扬和高度评价中，可以认识作者的道德观念及其对人物的处理。 戏曲第三折《安江》写九江兵备道贾兰晋摄提刑，将赴省上任，众官员与百姓以襄阳兵起，请求贾兰坐镇，贾兰遂推迟行期，指挥军民平叛，为国忘身，不惮辛劳。这一情节出自小说第十九回《登鹗荐稚兰邀特简续鸳盟侠柳仗良媒》，特别集中地表现贾兰的过人才华和深受皇帝欣赏、提拔的经过。作品宣扬忠孝节义的主旨再一次得到充分的表现。戏曲第四折《仙宴》写时值花朝，贾母要开团  会，宝玉安排家宴，众人俱来参加，饮酒行令，其乐融融；宝钗、黛玉两人共事宝玉，颇为和睦，三人相敬如宾，甚为欢洽。此折内容出自小说第二十六回《降兰香良缘凭月老宴花朝雅令集风诗》。这部分内容最集中地反映了郭则澐正统保守的爱情观念和对于黛玉、宝钗、宝玉三人关系的理解与理想化表现。从小说和戏曲的内容安排来看，这部分处于核心位置，也最能反映郭则澐续写、重写《红楼梦》的意图。戏曲第五折《擒寇》写贾珍新授钦差大臣，督队南征，至黄龙关，遇周琼所部，会师前进，至荆门，与贼首江魁、武大松、白胜等激战并杀之，且擒获贼魁卢学义、童惠明两人，大获全胜。小说第二十一回《慈太君仙舆欣就养勇将军使节出从征》后半部分曾写到贾珍出征前情节，颇能反映作者对贾珍性格、功业的表现，也反映了作者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于犯上作乱者的否定态度。戏曲第六折《闺话》写宝钗梦见宝玉、黛玉已证仙缘，命莺儿点起寻梦香送自己生魂前去，两日后醒来，探春、湘云皆来看望，宝钗自言别有难言之隐；众人同赏牡丹，湘云再劝宝钗，宝钗表示以后只有事亲教子，我尽我心，一切听天由命便了。此折内容出自小说第二十六回《降兰香良缘凭月老宴花朝雅令集风诗》后半、第二十七回《碧落侍郎侍姬共戏紫薇学士学使超迁》前半。这一较长篇幅的情节片段，将已经成仙的宝玉、黛玉安排在赤霞宫中共同生活，而仍在荣国府中生活的宝钗虽然颇显冷落孤单，但寂寞时也前往探望，可以自由来往于仙界与人世之间。这种完全出自虚构、具有极强荒诞色彩的情节安排，恰恰最集中地表现了作者对三人故事的完美设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戏曲第七折《献俘》写忠勇军统制周琼获胜，派其子隆清门侍卫周铭押贼魁赴京，路遇江西学政贾兰新署刑部左侍郎奉召回京，就此同行；回京后面见皇帝，深受嘉奖，贾兰之母李纨、探春等得此消息，甚为欢喜。小说第二十八回《平蚁穴丹扆奖元勋赏龙舟红闺酬节令》着重描写此内容，从贾兰等人建功立业、受皇帝嘉奖、子贵母荣的角度表现贾府的兴旺景象，从另一角度也反映了作者的道德理想和人生追求。戏曲第八折《仙祝》写王夫人七十寿辰，贾政虽谦谨为怀，力戒铺饰，仍有众朝贵亲朋前来贺寿；贾兰等主持举行家庭庆寿宴，阖府庆贺，席间宝玉化身道人，带领颦儿所化麻姑，晴雯、紫鹃、麝月、金钏所化四位仙女回家祝寿，成仙而不忘尽孝，众人颇多感慨。小说第五十六回《舞彩衣瑛珠乍归省集金钗柳燕共超凡》是此折所本，只是人物安排有所不同。二者差异主要是因为小说和戏曲文体的不同特性和表现作者道德观念、价值立场、人生理想的需要，后完成的戏曲更能反映作者的思想观念和艺术修养。 从《红楼真梦》到《红楼真梦传奇》、从小说到戏曲的文体转换，不论是对郭则澐，还是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由此也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作者的创作观念与心态、艺术才能与技巧、道德理想与文化态度。 《红楼真梦》与《红楼真梦传奇》的文体形式、篇幅长度存在巨大差异，但二者在主要内容、核心观念、价值取向、创作意图等方面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形成了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创作关系；而二者之间某些语言文字的相近或相同之处，则透露出戏曲创作是参照了小说的相关内容而成，甚至有明显的改写痕迹。也就是说，从文本来看，从《红楼真梦》到《红楼真梦传奇》，在内容上有详略、增删、改动等设计与处理，特别是仅为八折的戏曲必然省略小说中原有的大量叙述性内容，同时也会根据戏曲的需要增加部分情节。但总体上并未出现矛盾现象，二者的形式变迁和文体转换比较顺畅自如，也比较成功，至少在作品的内容主旨方面看是如此。 另一方面，小说和戏曲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样式，各有其内在的体制要求和创作习惯：《红楼真梦》共六十回，50余万字，属于典型的长篇小说体制；《红楼真梦传奇》只有八折，字数约在1.7万左右，属于比较短小的传奇体制。二者篇幅长短迥然不同，也必然存在显著的差异。作为小说的《红楼真梦》虽然也穿插一点诗词、散曲，但作者必须更多地注重叙述性因素，关注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场面设计、前后照应等，努力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而作为戏曲的《红楼真梦传奇》则除了必要的叙事性成分之外，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关目设置、曲白关系、场面安排等综合艺术因素，其中最明显的是增加了大量抒情性曲词，情节设计、人物活动、场面安排也都更加集中。这实际上是由小说、戏曲两种既关系密切、又大不相同的文体样式及其对作者的不同要求造成的。 从读者的阅读经验来看，这种文体转换所带来的阅读感受的差异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小说《红楼真梦》采取的基本结构方式是相当自由的三线情节，各自发展又相互联系：一条线索是以出家修道的贾宝玉和已入仙界的林黛玉为中心，主要活动场所是太虚幻境；另一条线索是以尚在尘世的薛宝钗及其他姊妹为中心，主要活动场所是大观园及荣国府；还有一条线索是以贾府中贾珍、贾兰、贾蓉等人的建功立业、忠孝传家、享受利禄为中心。在此基础上，通过非常主观、极其自由的故事情节安排，使得这三条线索产生经常性的交叉联系，全书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与此同时，小说流露出的故事叙述与人物描写方面的生硬之处也相当明显：在情节设计上，三条线索之间的过渡，如从太虚幻境到大观园，从以吟诗作赋、饮茶聊天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众多女性，到以讨贼平乱、建功立业为主要内容的数位男性，其间的联系和转换时显生硬；在人物描写上，作者的主观意志过于明显、直接地反映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之中，使包括主要人物在内的一些人物表现出平面化、观念化的倾向。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可以理解为是郭则澐小说艺术才能局限的反映；但笔者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过于强烈的道德理想、文化观念对于小说创作直接渗透而造成的负面结果。 三、道德理想与文化信念 在《红楼真梦》第一回《梦觉渡头雨村遇旧缘申石上士隐授书》中，作者借书中人物顾雪苹之口说道：“那《石头记》原书上就说明那些真事都是假的，但看他说的将真事隐去，自托于假语村言，便是此书的定义。其中一甄一贾，分明针对。书上都说都是贾府的事，那甄府只在若有若无之间。可见有形是假，无形是真，这话是定然不错的。即至黛玉的夭折，宝玉的超凡，做书的虽如此说，又安知不是假托？……由此看来，宝黛虽离，终必复合，与金玉姻缘的结果恰是相反。但书中虽然揭出，读者未必领会得到，枉自替宝黛伤心落泪，岂非至愚？这部《红楼真梦》鄙人未曾寓目，臆料必是就此发挥，揭破原书的真谛，唤破世人的假梦，故于书名上特标一‘真’字。”⑨就《红楼梦》中甄府与贾府、宝玉和黛玉之间相反相成的微妙关系，表明了小说的创作用意和主旨，特别强调“真”字的用意。其中虽不无小说家讲故事、弄玄虚的技巧性因素，但作者的思想指向、价值取舍仍然分明可见。作者在另一处又写道：“等到临走，雪苹向燕南闲客商借此书，起先不肯，还亏那老者出面担保，才肯借给他。雪苹先从头检阅了一回，见所说大旨与前书不悖，且按迹循踪，不涉穿凿。那上面还有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是前书所不及的，奇警处颇能令人惊心动魄。因此也手抄了一部。”⑩作者将创作用意表达得如此充分，特别是其强调的“按迹循踪，不涉穿凿”的创作态度、表彰“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的创作主旨；而“奇警处颇能令人惊心动魄”的说法，则分明又可见其对这部小说内容与技巧的自信。 在第六十四回《庆慈寿碧落会团栾聚仙眷红楼结因果》最后，即全书结尾处，作者写道：“忽然有一个空空道人来访，要借此书看看。顾雪苹给他看了，空空道人道：‘我那回走过青梗峰，见那块补天灵石上有好些字迹，当时都抄下了。昨儿又从那里走过，见那石头背面，又添得字迹甚多，和这书上所说中的，十有八九对得上，那上头还有“石头补记”四个大字。可惜渺渺真人催我同去云游，匆促间没得将字迹抄下。如今借你此书拿去一对如何？’”又云：“顾雪苹抱着此书，正没有办法，忽然找出这部《红楼真梦》的娘家，又知他别名叫做《石头补记》，不觉狂喜，当下哈哈一笑，便将此书交与空空道人去了。正是：悟到回头处，欢娱即涕洟。强持真作梦，莫谓梦为痴。”(11)从古代小说家的常用创作技法和小说的文体习惯来看，这样的结尾并无太多新意和创见；但从《红楼真梦》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个结尾却是意味深长的，从中再次可以看到作者对作品的自信态度和肯定评价，作者的道德观念、文化态度从中也得到充分的表现。 在这样的创作观念驱动下，郭则澐借小说中的人物言语、情节设计及其他表现手段，经常性地表达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观念。第二十一回《慈太君仙舆欣就养勇将军使节出从征》写道：“平儿道：‘天下做事的人，总带几分傻气。……’宝钗道：‘新近还出了一个小傻子，也是咱们家里的。’大家问是谁，宝钗道：‘就是走马上任的小兰大爷啊！这回送大嫂子的人回来说：兰儿到了那里，因为老爷从前上过李十儿的当，把什么门稿、家人、刑名老夫子都裁了，单找些幕僚办事。那些佐杂小官和生监们，见知府都没坐位的，他偏要他们坐炕说话。有一个官儿，拿着中堂的信，当面求差使。他可翻了，立时挂牌出去，训饬了一大套，就得罪中堂也不管。这还不算呢，九江那缺，管着海关，本来不坏。他把自己应得的钱，大把的拿出去，办了许多工艺局、农学书院。如今做官的，那个不为的发财？像他这傻子，恐怕没有第二份罢！’”(12)这段文字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褒奖贾兰为官的正直之气和效忠皇帝的实干精神，与此相对照，当然也讽刺了其他官员贪财钻营的习气。通过这样的描写和议论，作者对于自己所处时代政治局势、官场习气的关注和感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 第三十一回《直报怨赵伦犯秋宪德胜才贾政领冬官》中写道：“薛蟠道：‘听说宝兄弟到了太虚幻境，究竟是什么地方？算神仙不算呢？’贾政叹道：‘古来神仙总离不开忠孝二字，这畜生背君弃亲，只徇那儿女私情，就做了神仙也是下品。’”(13)《红楼真梦》中贾政对宝玉的基本态度和评价大体如此，这一点与《红楼梦》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重点仍然在于强调贯穿全书的“忠孝”两字，并将这种价值标准由人间推而广之，作为一个牢笼古今、贯通仙人的普遍、恒久的道德标准。作品中这样的言论所在多有，从中可以一再看到作者的道德理想以及与之息息相通的守护正统价值、复归传统标准的文化信念。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几年间，郭则澐先作《红楼真梦》，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活动，充分反映了作者对重新解读红楼故事的执着与自信。虽然有记载说《红楼真梦传奇》是作者“六十生辰称觞自爨”(14)之作，戏曲中也不是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含义，如第八折《仙祝》即是；但从总体上看，作者的主要用意显然不在于此。从其道德观念、人生态度和所处的政治局势、思想文化背景来看，郭则澐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文学样式本身的追求，而是怀有一定人生理想、文化信念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活动，作品中蕴含着超越了一般的文学艺术价值的深远的文化内涵。 大概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以政治动荡、道德崩解、文化倾覆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下，郭则澐及其小说和戏曲创作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也不可能被其他文化背景、社会阶层或怀有不同道德观念、文化立场的人士所关注。这种孤独和寂寞几乎是无法避免或无从改变的，而其间留下的反省、思考空间也应当是广阔、深远的，甚至应当带有几分对于文化既往、当下与未来的沉重和忧患。 余论 其实，当年的郭则澐及其《红楼真梦》和《红楼真梦传奇》并不是没有人注意，也并不是从来就处于被遗忘甚至被批判的境地；恰恰相反，其人、其书曾得到著名人士的高度评价。只是数十年的社会动荡、道德重估、价值重建、文化变迁，使得许多像郭则澐这样的人士及其著述变得愈来愈与时代格格不入，直至成为陌生甚至怪异的存在。 《红楼真梦传奇》出版时，卷首有俞铭衡(字平伯)作于壬午中元节(1942年8月26日)的《红楼真梦传奇叙》，起首一段有云：“红楼一梦，惚恍哀艳，匪特一代之盛，亦千古之奇也。而读者每致赏风华，昧其寄托；于书中人，则以意为爱憎，辄右黛晴而左钗袭；续者纷纷，翻案未已。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欤？孑厂吾兄《红楼真梦》最为晚出，径使二玉聚于幻境，而谢庭兰蕙，仍以忠孝承家。洵无谬于天人，不失作者之旨，而又大快人之心目也夫。顷出其余绪，编成传奇八折。螾庐世丈以曲坛尊宿，为订旁谱，俾可播诸管弦，备其声容。诚艺囿之珍闻也。”(15)对郭则澐及其作品予以极高评价。这样的文字恐不能全部看作俞平伯的客套之语，更不宜视为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而应当看到其中包含了俞氏当时的真实看法，也反映了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态度。 时间仅仅过去不到三十年，关于郭则澐及其《红楼真梦》、《红楼真梦传奇》的评价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东海《学者风范——记俞平伯先生》中说：“郭则澐(孑厂)所作《红楼真梦》，又名《石头补记》，1940年出石印本；1942年《红楼真梦传奇》问世，郭则澐填曲，王季烈(螾庐)制谱。同年俞铭衡(平伯原名)、王季烈各作一序。传有石印本，北图、首图、科图均未见，所借史树青先生所藏乃稿本。据启功先生说，俞序为俞平伯先生亲笔字。稿本扉页有平伯致庶卿一札云：‘庶卿先生：惠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是书提倡封建道德，与《红楼梦》原意相反，只可作批判资料用。卷首拙作序文，于卅年后重读，弥感惭愧，所谓“讹谬流传逝水同”者也。鄙怀当荷鉴谅。匆复，原件附还。1971年5月平伯启。’在编评红资料时，我曾提出附录此信，后以其在编选时限之外而未予录入。新近版《俞平伯全集》书信卷收录此信。”(16)非常明显，到1971年，俞平伯对郭则澐及其《红楼真梦传奇》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让人不能不产生诧异之感。但这的确是出自同一人笔下，其中的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何者更符合作品的原意、何者更贴近评论者的本心等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另外，《红楼真梦传奇》稿本之末有张伯驹1971年秋所作题诗云：“岂愿缁衣换锦衣，当时负却首阳薇。雪芹眼泪梅村恨，付与旁人说是非。”并有识语云：“树青先生藏蛰园《红楼真梦传奇》原稿，与雪芹原意大相径庭，煞风景矣。但亦存续作之一流。昔在蛰园律社作击钵吟，题为‘题红楼真梦’，余前作一绝，以后结句评列榜首，今已三十余年，回首亦一梦也。”(17)稿本中夹有便笺两张，一是俞平伯致姊丈信，一是黄甦宇赠史树青词一阕。后者与《红楼真梦传奇》有关，录出如下：“庶卿先生出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瓶花簃故事》，匆匆三十余年，梦华酖毒，零落山邱，平翁一札尽之矣。潸然念逝，为识以小令，调寄《小重山》：小影槐安说梦人，匆匆谁管得，百年身。墙东词客水东邻。浇红宴，头白总伤春(曲本孑厂六十生辰称觞自爨，螾庐为劃度工尺旁谱)。萧萧剩梁尘，人天都扫尽，旧巢痕。遗珠还蹙醒菴颦，周郎顾，休向曲中论。庶卿词家哂正，辛巢黄甦宇倚声，苏宇印(一枚)。”(18)同样反映了特殊人士在特殊文化背景下对郭则澐及其《红楼真梦传奇》的评价，可与俞平伯同时期的言论相参照。 林东海《师友风谊——记启功先生》中云：“我把周汝昌同仁所写的便条给启先生看，并说：‘我正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听说史树青先生所藏郭则澐《红楼真梦传奇》原稿在您这儿，想借来过录俞平伯先生的序文，好编入资料集。’启功先生看了周汝昌的便条，笑嘻嘻地说：‘树青要我题写书名，我没写，这本书续《红楼梦》却反《红楼梦》，所以我不写，我还写了一首诗把它臭骂一通，你看看。’说罢便翻检诗稿，没找着。我说：‘别找了，以后找着我再拜读。’”(19)启功的言论同样出于20世纪70年代初，同样表达了非常进步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也可以与上述材料相参照。 可见，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张伯驹、启功对郭则澐及其《红楼真梦》、《红楼真梦传奇》评价极低，甚至多有鄙夷之辞；曾于1942年为此剧作序并予以高度评价的俞平伯尤其如此。这一方面说明此剧从正统思想观念出发，极力维护传统家庭伦理、政治秩序、道德体系的文化立场，表现出与《红楼梦》针锋相对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价值体系、文化观念、道德理想日益被否定、被清除的可悲命运，以及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全新的政治背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规范下，传统道德理想和价值体系失落和不断地进步与趋时，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主动与被动之间思想观念、学术见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精神文化现象，反映了那批传统知识分子在新旧道德之间、新旧文化之间、道德与信仰之间、学术与政治之间处境的尴尬和选择的艰难。 其实，完全否定《红楼真梦》、《红楼真梦传奇》这类作品的思想意义和道德内涵，明显缺少应有的学术真诚和人文情怀，当然其中有着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不得已或言不由衷。应当认为，这类作品的出现，反映了一批对传统道德理想、文化信仰饱含眷恋之情的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文化处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下，道德理想、精神信仰、人生追求、价值观念等方面面临的空前困惑、发生的深刻变化，也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日益深入的渗透冲击面前出现的种种无所适从；由于迅速西化、抛弃传统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道德困境、文化难题，也从中得到了相当明显的反映。 从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与世道变迁的总体情况来看，不能不承认，郭则澐等一批传统文人、学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道德和文化忧虑并非多余，更不宜从非文化的角度、反文化的标准认定其为落后腐朽而完全予以否定，而应当看到其中蕴含的深刻而长久的思想和认识价值。因此，尽管《红楼真梦》这类小说、戏曲在观念上、文化信仰上总体是保守和落后的，但其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意义，却不应当因此而受到削弱。相反，这类作品所具有的悲悯的文化情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超越流俗的前瞻性，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和研究。 注释： ①②郭则澐撰，华云点校：《红楼真梦》卷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3—4页。笔者对原标点略有调整。 ③见林东海：《学者风范——记俞平伯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1日；又见《师友风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37页。 ④洪惟助主编《昆曲辞典》列有“红楼真梦”条云“近人刘则澐作”(台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年第1版，2006年6月第1版第2次印刷，第165页)，显系“郭则澐”之误；且“中央”大学戏曲研究室编、“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于2006年5月出版的《〈昆曲辞典〉勘误册》中，并未对此进行更正。 ⑤林东海《学者风范——记俞平伯先生》中有云：“1942年《红楼真梦传奇》问世，郭则澐填曲，王季烈(螾庐)制谱。同年俞铭衡(平伯原名)、王季烈各作一序。传有石印本，北图、首图、科图均未见，所借史树青先生所藏乃稿本。”《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1日；后辑入《师友风谊》，文字有所改动：“1942年《红楼真梦传奇》问世，郭则澐填曲，王季烈(螾庐)制谱。同年，俞铭衡(平伯原名)、王季烈各作一序。有石印本流传，但北图、首图、科图均未见，所借史树青先生收藏的稿本，也可以说是珍本。”第35—36页。 ⑥王季烈：《螾庐叙》，《红楼真梦传奇》卷首，民国三十一年石印本，第5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⑦郭则澐撰，华云点校：《红楼真梦》，第1页。 ⑧郭则澐撰，华云点校：《红楼真梦》，第85—86页。笔者对原标点有所调整。 ⑨⑩(11)(12)(13)郭则澐撰，华云点校：《红楼真梦》，第3—4、8、763、238—239、364页。笔者对原标点有所调整。 (14)黄甦宇赠史树青《小重山》词注，见林东海：《学者风范——记俞平伯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1日；又见《师友风谊》，第37页。 (15)俞铭衡(平伯)：《红楼真梦传奇叙》，《红楼真梦传奇》卷首，民国三十一年石印本，第2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16)林东海：《学者风范——记俞平伯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1日；后辑入《师友风谊》，第35—36页。引者按：此文后辑入书中时，文字多有改动，上引文字后书为：“郭则澐(孑厂)所作《红楼真梦》，又名《石头补记》，1941年出石印本；1942年《红楼真梦传奇》问世，郭则澐填曲，王季烈(螾庐)制谱。同年，俞铭衡(平伯原名)、王季烈各作一序。有石印本流传，但北图、首图、科图均未见，所借史树青先生收藏的稿本，也可以说是珍本。据启功先生说，俞序为俞先生亲笔字。稿本扉页有平伯致庶卿一札，云：‘庶卿先生：惠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是书提倡封建道德，与《红楼梦》原意相反，只可作批判资料应用。卷首拙作序文于三十年后重读，弥感惭愧，所谓‘讹谬流传逝水同’者也。鄙怀当荷鉴谅。匆复，原件附还。1971年5月平伯启’‘讹谬流传逝水同’出自何典？原来俞先生颇为风趣，竟以自作诗为‘典’。1970年1月，俞先生由河南信阳包信集迁东岳集干校，住农家茅屋，常有邻居小孩问字，乃作《邻娃问字》(又作《农民问字》)诗云：‘当年漫说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子益贫农。’引的是自己的诗句，不过只是重复‘检讨’而已，意思是说，以前自以为考证《红楼梦》很高明，其实是谬种流传。倒是教邻娃认几个字，还算有益农民。在给庶卿的信中引‘讹谬’句，还是那个意思。在编评红资料俞评卷时，我曾提出附录此信，后以其在编选时限之外而未予录入。新近河北版《俞平伯全集》书信卷收录了此信。” (17)林东海：《学者风范——记俞平伯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1日；又见《师友风谊》，第36—37页。 (18)林东海：《学者风范——记俞平伯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1日；又见《师友风谊》，第37页。引者按：后书引此段文字“邱”作“丘”；无“劃”字。 (19)林东海：《师友风谊——记启功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6月16日；后辑入《师友风谊》，第194—195页。引者按：此系林东海回忆1973年8月11日下午拜访启功先生时两人之谈话；“启功先生”后书中改为“启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