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各体文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单就刚过去的一年来说，据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2010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中的统计，“2010年首次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有2000余部”，这个针对长篇小说的“不完全统计”的数量已经足够惊人了，如果加上中、短篇小说，那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了。与小说相比较，散文创作有些小巫见大巫了，2010年出版的散文集数量远远不及长篇小说，“2010年在文学期刊发表的散文有5000多篇”（《人民日报》2011年4月21日），估计这个数量也远远不及中、短篇小说，上述现象充分说明了散文仍然无法撼动小说在当下文学创作中的主要地位。与此相应的是，关于散文的批评与研究也远远不及小说，王兆胜曾在《归位?蓄势?创新——论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创作》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与新世纪十年散文的纷纭变化相比，对它的研究是相当滞后的，不要说研究和理论的先导作用，就是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关于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创作，虽然在数量上较以往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本就不多的散文批评与研究者们对这十年的散文的整体认识偏向于悲观，王兆胜在《2007年散文创作一瞥》中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是中国散文的发展期，也是“散文热”全面升温的大好时光。然而，进入新的世纪，散文开始降温，到2006年滑入了谷底。”（《光明日报》2008年2月15日）彭学明在《迷路的中国散文》中对2002年以来的散文也有过这样的看法：“我们的散文的确步入了低谷，走进了沼泽，迷失了方向。迷路的中国散文，让我们失落和失望。”（《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2期）王兆胜是当下散文研究之执牛耳者，彭学明是当下散文奖项的权威评委，他们深邃的历史眼光和精深的阅读体验，使他们的观点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悲观论”让人们对散文研究更提不起兴趣、打不起精神了。本人囿于学识的限制，在文中只是粗略地勾勒了新世纪十年散文潮流的发展状况，对散文现状进行了的粗浅的总体认识和评价。
    “大文化散文”余波未了。1990年代，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的盛行，引发了一阵“散文热”，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大文化散文”遭受了较多的质疑和批判；虽然“大文化散文”渐有退潮之势，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余秋雨、李存葆、王充闾、王开岭、李国文、贾平凹、史铁生、张承志、张炜、筱敏、韩小蕙、范曾、梁衡、何向阳、冯伟林、雷达、孙郁、朱学勤、南帆、张清华等人仍有“大文化散文”面世。余秋雨在新世纪相继创作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等散文集，并于2008年出版了“文化苦旅丛书”中的《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在这些著作中，余秋雨秉承了他一贯的文化视角和散文风格，抒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感想。余秋雨之后，王充闾和李存葆主动挑起了“大文化散文”的旗帜，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因其诗性抒写和历史理性建构获得广泛好评，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和李国文的《大雅村言》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正如王兆胜所说，“大文化散文”的出现具有“革命的意义”；然而新世纪的“大文化散文”也暴露了诸多缺陷，比如“知识崇拜”（王兆胜语）、“普遍而深刻的匮乏”（谢有顺语）、“模式化”等等，这些批评都切中时弊，实际上“大文化散文”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非个人化”。众所周知，“大文化散文”以大为美，追求散文的“大气魄”、“大境界”、“大格局”、“大历史观”、“大主题”等等，自然也少不了“大标题”，虽然“大文化散文”的倡导者不同意“大”意在篇幅，但是“大文化散文”多数是长篇巨作，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的文章比比皆是。在“大”的散文里，什么都有了，比如海量的历史知识、丰富的思想内涵等等，但就是没有了作者，没有了个人。郁达夫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明确指出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个人的发现”和“个性的表现”，然而在“大文化散文”中，“个人”与“个性”往往被宏大叙事所淹没，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并非完全是自我的内心体验，而趋向于集体主义性质的宣言或口号。
    “乡土散文”的新变。乡土散文在散文史上长期占有重要位置，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等人都留下了不朽的乡土篇章；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转型的加速，尤其是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革，与此相应的是，乡土散文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新世纪中，贾平凹、韩少功、张炜、刘亮程、谢宗玉、迟子建、许俊文、周同宾、楚楚、李登建、李汉荣、王尧、潘刚强等人创作了一些乡土散文，虽然其中不少作品与传统乡土散文类似，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新世纪乡土散文表现出三个新趋向。第一，认祖归宗。在城市化扩张的过程中，很多作家都经历了由乡下人到城市人的转变，然而城市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他们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出身，他们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有着强烈的认同，他们对土地有着固执的深爱，叛逃土地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原罪感；无论身在何处，他们的精神都永久地跪倒在故乡的土地上。2000年，贾平凹写了《我是农民》的长篇散文，回忆了自己在商州乡下19年的农民生活，指认了自己的农民身份。2005年，林贤治编选出版散文集《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个标题真可谓意味深长，书中收有摩罗、刘亮程等人的散文作品，如摩罗在文章中一再宣称：“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第二，大地悲歌。在经历现代化的洗礼后，城市化的进程使乡村日渐受到挤压，古老乡村的日渐凋零和消失，传统文化的日渐萎靡和消逝，深深地触动了作家们的神经。如在《<秦腔>后记》中，贾平凹对乡村困境的描写几乎字字见血，句句含泪，他似乎要迫不及待地跃出纸面表达对农民的悲哭。刘亮程在2002年出版了《风中的院门》，谢宗玉在2005年出版《村庄在南方之南》，许俊文在2007年出版《乡村散板》，这些作品都写到了乡村的悲剧和农民的痛苦，几乎都是乡村的一曲曲哀歌。第三，返朴归真。韩少功注定在新世纪乡土散文中占有重要位置，他在新世纪相继出版了两部长篇散文《山南水北》和《山川入梦》，韩少功笔下的乡村如诗如画，居于山南水北则是心灵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韩少功把乡村建构成理想的家园以实现对城市化的反思和批判，乡村生活的自在与和谐衬托了城市生活的陌生与孤独，表达了韩少功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人生追求。综观新世纪的乡土散文，无论是贾平凹似的悲哭乡村的痛苦，还是韩少功似的享受乡村的和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寓意，即对城市化的反思与批判；然而，历史趋势不可移易，乡村文化的日渐消逝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必然，贾平凹似的悲哭终究成为无奈的惋歌，韩少功似的享受是否贴近农民体验和农民心理也是值得怀疑的。
    “新散文”的崛起。“新散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也是经常引起争议的概念，一般来说，它指的是以祝勇、于坚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倡导“综合写作”、“主体个性”、“主题多义性”等理论主张的散文创作群体。“1998年，《大家》杂志推出“新散文”栏目，发表了张锐锋、于坚、祝勇、宁肯等人的作品，并组织了对“新散文”作家作品的评论，成为“新散文”运动中的标志性事件。进入新世纪以后，祝勇发表了《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提出“新散文”的理论主张，成为“新散文”的宣言；在创作方面，祝勇编选出版《一个人的排行榜》、《新散文九人集》、郭晓枫、南帆编选《七个人的背叛》、马明博编选出版《新散文百人百篇》、傅菲编选出版《怀揣植物的人——新散文八人集》等；一些倡导“新散文”的作家也出版了个人散文集，如祝勇《旧宫殿》、庞培《乡村肖像》、于坚《众河之神》、周晓枫《雕花马鞍》、宁肯《天湖》、钟鸣的《涂鸭手记》等，“新散文”成为新世纪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运动。“新散文”运动主张跨文体写作，追求散文的形式创新，强调个性，使散文在创作思维、写作技巧以及审美风格等方面发生了变革，对“体制化”的散文是有效的反拨；然而“新散文”毕竟是一种先锋性质的文学运动，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这种反叛一切的极端态度，不仅给自己设置了陷阱，而且给自己制造了障碍。如“新散文”主张反传统，但是它提出的“个性化”其实是重拾了五四散文的传统，因此“新散文”的“革命”理论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更为甚者，“新散文”倡导者在理论主张上过于偏激，如过度追求形式、全盘否定论等，还不惜走向理论的反面，如“恶劣个性”问题（陈剑晖语）。又如“新散文”主张“综合写作”和“主题多义性”，这无疑要求“新散文”作家不仅具有较高的写作技巧（比如小说、诗歌创作方面的技巧），而且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虽然“新散文”作家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是他们仍然难以在创作中完全实践他们的理论主张，何况形式创新也有黔驴技穷的时候，因此“散文：不可回避的革命”极有可能成为空洞的口号。
    “新媒体散文”的繁荣。“新媒体散文”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应该指的是以新兴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散文形式，它包括网络散文、手机散文、电视散文等。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新的传播方式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手机的日益贴近大众的生活，网络散文、手机散文、电视散文等新的散文形式蓬勃发展起来。然而“新媒体散文”概念的形成却与纸质书籍密切相关，2000年，王义军主编《新媒体散文》丛书，2001年，谢有顺、王小山主编《新媒体女性》丛书，不久，年度《最佳新媒体散文》相继结集出版，2002年，王义军与魏天无在《大家》杂志发表了《新的阶层与新型的文学——关于新媒体散文的对话》，大力鼓吹“新媒体散文”，并且预言中国已进入“新媒体散文的时代”。网络散文是“新媒体散文”的主体，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榕树下》、《新语丝》、《橄榄树》等一批文学网站相继成立，这些网站设立了散文专栏，不久以后，专门的散文网站也相继成立，如《新散文》、《中国散文网》等，这些都为散文的发表提供了新的阵地；网络散文的另一个主要阵地是博客、BBS、空间、微博等，当今时代，上至名人明星，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建立自己的博客、空间等网络园地，表现的内容可以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真可谓千奇百怪，无奇不有。网络散文的出现扩大了散文的生存空间，为散文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人类个性的自由表达创造了条件。但是网络散文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网络散文写作的主要动机在于个体的欲望表达，为了获取更高的点击率和关注度，以至于煽情写作、欲望书写以及媚俗、庸俗、低俗的写作层出不穷。手机散文与网络散文具有众多共同特征，比如即兴写作、娱乐化、大众化，同时手机散文也极容易堕入低级趣味。电视散文是一种新兴的电视节目，它需要较高的技术，比如图像、视频、音乐、朗读等方面的制作技巧，电视散文能提供多维的审美享受，比如视觉、听觉等，相对而言，电视散文比网络散文、手机散文更能使读者获得高雅的审美享受，因而受到不少读者的亲睐，但是电视散文的制作技术和制作成本都很高，不利于电视散文的广泛传播和普遍发展。
    综上所述，新世纪十年散文多股潮流齐头并进，尤其是“新散文”和“新媒体散文”的崛起，为散文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适应新世纪、新形势发展的状况，也为了适应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及散文文体发展的需要，新世纪散文应该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