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宓，是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中一个较受关注的话题，并且学术界一反过去的批评基调，给予较高的评价。[1]比如，有的文章以吴宓与学衡派关系为个案，集中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立场；[2]有的文章以吴宓矛盾、痛苦而又浪漫的情感生活为背景，剖析了中国现代某一特定类型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与精神困境；[3]有的文章则透过吴宓与白璧德的师承关系，分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理解乃至误读的历史过程。[4]总之，这些研究文章都力图把吴宓放在一个多维的文化视野中加以描述、分析，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位被尘封已久的思想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当然，这些研究文章中的某些褒扬或判断也存在着过甚或“溢美”之不当。
    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人们对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吴宓———他的事功和学术———却涉及得很少。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吴宓从1925年2月12日被委任为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到1926年3月坚辞国学研究院主任，这期间只有短暂的十三个月，时间短，因而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二)在这短暂的十三个月间，吴宓除了为筹备国学研究院而卷入许多具体、繁琐的事务外，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独立的学术创获。而我们以为，这短暂的十三个月，对于吴宓漫长的一生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通过筹建国学研究院的一系列作为与事功，使自己接续上现代学术脉络。同时，他通过对国学研究院各项章程的草拟与阐释，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现代学术文化的理念、立场和价值关怀。这期间，吴宓对自己因陷入事务而学业荒疏，内心有着焦虑、自责。作为一介书生，他不懂政治，但现实一次又一次迫使他陷入越来越深的校园的“小政潮”，最后被碰得心灰意懒，他的这些内心经历，是我们探讨2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实处境的一扇隐秘的“窗口”。
    吴宓的同事和朋友温源宁曾说吴宓是“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一个矛盾”。[5]这十三个月国学研究院的经历，不仅仅是吴宓一生“孤独”与“矛盾”的片断，更是缩影。我认为，通过对国学研究院时期的吴宓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这种“孤独”“矛盾”放在一个具体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加以“同情的了解”“同情的分析”，并进而重塑吴宓的学术形象。
    1998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由其女儿吴学昭整理注释的十卷本的《吴宓日记》，[6]这使得学术界关于吴宓的研究有了可靠而翔实的文献基础。这篇论文的研究，主要是借助于对这些日记的细致解读并征引同时代的相关文献加以参照，力图对国学研究院时期的吴宓能有一个具体、清晰而又不失公允的呈现。
    一
    蔡元培先生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7]“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8]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蔡元培，没有陈独秀、李大钊，没有胡适、鲁迅等人的北大，会是什么样子？同样的，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没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所谓的“四大导师”，[9]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将会是什么样子？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成为20年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镇”。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吴宓对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三位导师的聘请，聘请的过程和其中所遇到的周折，在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先看聘请王国维一事。
    对于此事，吴宓在《日记》中记得较为简略：“2月13日，星期五。入城，谒王国维(初见)。”而在晚年编定的《吴宓自编年谱》中则有较详细的记述：“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的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10]当然，这些都是事后之论。事实上，真正促使王国维就聘的原因并不象吴宓所说的这么简单，此前不久，王国维刚刚辞去北大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起因是不满北大考古学会的《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中有“亡清遗孽、抎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等斥责之词，因而愤然辞职。[11]他在给沈兼士、马衡的信中写道：“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销。”[12]甚至原定刊载于《国学季刊》的论文也一并收回：“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做《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13]从这些强烈的措词中可见王国维态度之决绝。然而，为什么不到半年，王国维又能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呢？我认为，个中因由有两方面：一，尽管王国维对新式学校的新派学人的思想、作风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吴宓的恭谒和“执礼甚恭”的模样，在王国维看来，这不仅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尊重，正是这一点，使王国维深引为知己，并把吴宓目为自己可以“文化托命之人”。二，这一时期正值王国维的内心充满了对政治的失望情绪，他试图寻找一个能够慰藉自己的处所，比如，他在1925年3月25日致蒋孟蘋的信中曾有这样的倾心之语：“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以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旬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14]王国维在清华园所成就的学术业绩和所获的人格尊重，证明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吴宓最终没有辜负王国维的这种生命和文化理想的寄托。
    吴宓在聘请王国维的同时，也在聘请梁启超。据《日记》记述：“2月22日，赴津谒梁。”在其晚年编定的《吴宓自编年谱》中，对此事也曾忆及道：“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宓曾提及陈伯澜姑丈，系梁先生之老友。”[15]因为梁启超与清华学校在这之前就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次聘请没有太多的悬念与周折。但是，聘请陈寅恪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吴宓聘请王国维时的那一幕情景，颇有些戏剧性的话，那么，聘请陈寅恪则确如他在《日记》中所称的那样：“颇费尽气力与周折。”吴宓与陈寅恪曾同游哈佛，两人与汤用彤号称“哈佛三杰”。吴宓对陈寅恪的道德文章是非常敬佩的，他曾在《日记》中说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正是基于这种的深知，吴宓认为陈寅恪是一位理想的国学研究院导师人选，出乎意料的是，吴宓最初向校方提出聘请陈寅恪一事却经历了一波三折：据《日记》记载：2月14日，“与Y·S及P·C谈寅恪事，已允。”2月15日：“晨P·C来，寅恪事有变化，议薪未决，”2月16日“是日H·H来，同见Y·S，谈寅恪事，即发电聘之”。事实上，陈寅恪最初对吴宓的聘请也有过犹豫与迟疑。设想一下，如果当初陈寅恪与清华园真的失之交臂，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史将是另一番景象。据《吴宓日记》中称：“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但吴宓并没有放弃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后陈寅恪终于同意就聘。据1925年6月25日的《吴宓日记》称：“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这期间，吴宓担心陈寅恪有所变卦，始终保持着与陈寅恪的密切联系，有关此事的记述，在这时期的《吴宓日记》中时时出现，现略取几则，以见一斑：8月25日，“谒校长，(1)陈寅恪，准预支薪金二千元，又给予购书公款二千元，即日汇往”。8月28日，“见瑞光，为寅恪支四千元事。”9月1日，“下午，作函复陈寅恪。”9月3日，“陈寅恪预支薪金千元，按1·76合美金568·12元，花旗银行支票一纸，由会计处取来，寄柏林寅恪收。NO·25/7587。”9月10日，“请校长以英文证明函与陈寅恪。”9月16日，“下午，见瑞光，示以《研究院经费大纲》。催陈寅恪款，并约定加给陈寅恪为研究院购书之款(二千元)，于十月十日以前支领汇出。”10月8日，“下午领到会计处交来汇陈寅恪购书款二千元，按1·78合，得美金1123.59元，花旗银行支票一纸NO·25/7790。由本处附函中挂号寄去。”11月9日，“陈寅恪函，十二月十八日，由马赛起程”。11月12日，“询悉庶务处为陈寅恪所留之住室，为学务处二百零二号”。从预支薪水，邮汇购书公款到回国后的住宿安排，吴宓对陈寅恪的就聘，可谓事无巨细均亲力亲为。对比聘请王国维时曾留下一段学术史佳话而言，在聘请陈寅恪的过程中，吴宓在《日记》所感慨的“难哉”之叹，是发自肺腑的。但知者又何其的少!
    “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四大导师”的相继到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发展奠定深厚的人文基础，迅速提升了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品位和学术声誉，拥有“四大导师”时期的国学研究院是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中最为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华彩之章。对吴宓而言，通过聘请这几位导师所建立起的亲密的个人关系，也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取向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现代学术脉络相接续。陈寅恪曾对学人与学术潮流关系有过“预流”之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6]按道理，身处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一学术氛围中，吴宓也可以算是“预流”了，但吴宓却没能做出什么创造性的研究来。这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想，繁琐的事务与个人迂直的性格，使吴宓不得不深陷“事务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遑论有余力从事研究。这绝非指责之言，回到历史情境，也许我们就会多一些“同情之了解”。中国的学术生态总是与政治的清、浊，社会治、乱，经济的强、弱等非学术因素紧密相关，而这一特点到了现代，尤其突出。因此，一个学术组织者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非学术的制约性力量相周旋。事实上，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那些优秀“学术组织者”如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人，都有过相似的处境与感叹。
    二
    
    国学研究院创办伊始，千头万绪，作为“主任”，吴宓几乎是事必躬亲。对于此事，冯友兰先生曾有一段公允的评价：“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17]而这“执行秘书”确实是在为国学研究院的发展兢兢业业，尽着自己最大的心力，不仅有“执行”之名，更有“执行”之实。查阅1925年3月起的日记，我们就能具体真实地读到吴宓这时期忙碌而辛劳的情景。
    3月7日。晨访王国维(催《缘起》)，未遇
    3月12日。王国维来，观房舍
    3月21日。晨入城，谒王国维(出题事)
    4月14日。催办王国维住宅事，就绪。
    4月21日。上午，王静安来，陪导见各部要人。
    4月25日。上午，作研究院下半年教职员及薪金一览表，上校长。
    5月5日。编《办事记录》(研究院筹备处)。又办审查考生事。
    6月24日。上午赵元任君来，补购书收条，所出《普遍语音学》考题。即由宓自行缮写油印。
    7月7日。撰成致庶务处长函，详叙研究院房屋内容之布置，及应制作之木器件数、式样等。即日送交。又另缮一份，呈校长，候批准。
    7月8日。宓及卫君监研究院考生(第六考场)，是日病尚未愈，以职务所在，勉往监考，步立终日，极为困惫也。
    8月3日。晨，草拟研究院学生《入学志愿书》及《保证书》，即由招考处交印。上午，见李仲华(一)发赵元任致C·F·Palmer仪器改由法国船运来之电。(二)议定研究生需交衣袋费一元五角。(三)赵君研究室中用之工作器具，交其购办。又访徐志诚，谈研究生管理事。又草拟研究生取录通告及缴费表，即交招考处付印，并告会计处。
    8月20日。宓前于七月初，力疾草定研究院室中设备装置。乃庶务处延宕久之。及今方始着手，致开学之日，未能齐备。哀哉!又庶务处遇事驳回，或延宕，殊感不便。
    8月31日。晨，徐志诚来谈，草定《研究院学生管理规则》。
    9月4日。晨作书，上校长。请购王国维先生所开研究甲骨文字及敦煌古物应用书目。均天津贻安堂发售，共价三百元十四元八角。宓面谒校长谈此事，允交图书馆购办。
    9月8日。下午一时至五时，在宓室，开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议决各事，以第二、三号布告发表。
    9月9日，八时至十时，赴主任室，督视卫君等布置一切，又办理杂事多件。十时，至大礼堂行开学礼，宓以研究院主任资格演说。
    9月14日。徐志诚来，为罗伦十二日不请假，强行出校事。宓下午招罗伦来谈，仍倔强。
    9月15日。下午，与王、梁诸先生会谈。三时至五时，偕王、梁、赵三教授谒校长。提出研究院购书特别办法数条，待核准。
    10月16日。开本院第二次教务会议。
    11月12日。开研究院第三次教务会议。
    11月13日。开研究院第四次教务会议。
    11月17日。与王静安先生议明年招考选考科目。
    11月19日。下午，学监徐志诚来，谈(一)罗伦又擅自出校。(二)研究生仍不服请假规则，欲纠众违抗事。即同往见校长，并与张仲述同集议。议决(一)由校长警戒罗伦，并行惩罚。(二)学校先事通融让步，改用门证，准学生(研究生)无课时自由出入。
    11月23日。招罗伦来，告以记过一次，并晓喻百端，而罗态度倔强，无悔改意，且谓任学校开除。
    12月5日。晨九时，偕王国维、赵万里乘人力车入城。至疏璃厂在文德堂、述古堂、文友堂，为校中检定书籍十余种。
    12月11日。连日撰编(一)研究院明年发展计划。(二)招考办法。(三)预算。
    提交校务会议。
    《日记》中相似内容的记述有许多，上面只是抄撮要略而已，从这里就足见吴宓的“苦心”经营。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至此，国学研究院终于开学了，也开始步入正常的教学与研究的轨道。然而，在这过程中，吴宓的艰辛、寂寞又谁知？又有谁能理解、记住呢？吴宓曾有诗云：“登高未见众山应，螳臂当车只自矜。成事艰于蚁转石，向人终类炭投冰。时衰学敝真才少，国乱群癫戾气增。不宦已婚行独苦，相知惟有夜窗镫。”[18]1926年7月(此时吴宓已辞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当他在清华园见到回国就聘的陈寅恪时，曾赠诗一首：“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19]尽管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有不平之气，有愧疚之情，有牢骚之语，但吴宓仍然在一丝不苟地操持着国学研究院的事务。然而，等待吴宓的道路并不平坦。在日常，他不仅要处理众多繁杂的教务工作，面对个性各异的学生，而且还不得不卷入或明或暗的人事纷争。而尤其后一点，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不擅长的，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又是最躲避不了的。鲁迅曾感慨地说道：“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20]吴宓接下来所上演的悲剧，正能说明这一点。
    三
    正当吴宓对国学研究院的未来做着百般筹划的时候，清华园内开始出现对国学研究院的发展方向的另一种不同的声音。
    事情的起因在于吴宓与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及大学普通部教务长张彭春两人对国学研究院未来发展的定位的分歧上，张彭春主张国学研究院应办成多科性的科学研究院并能够与大学部相衍接，而吴宓则主张国学研究院应是“国学”的研究院，强调它的独立性、纯粹性。[21]在中国的现实逻辑中，人与事须臾不可分离，往往是简单的一件事，在讨论、交锋中，就会渐渐地蜕变成意气之争，门户之争，派别之争，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人事风波。即使是做为教育与学术机构的清华园也不可能是这一具有中国伦理文化特点的现实逻辑的“世外桃源”。吴宓的最终结局证明了也难逃此例。事实上，张彭春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清华学校部分新派学者对“国学研究院”的看法。[22]比如，留美的政治学者钱端升就曾明确地对国学研究院的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表示自己委婉的疑问。他说：“曹校长任事已三年余，虽种种积弊，未能尽除，然其宽大之气，有足多者。年来学风安静，士子得以安心问学，其功非小。且延致通儒，若梁任公，若王静安，皆足以振清华之门楣，而减美化之讥评。”[23]又说：“至于研究院之应否特设机关更堪疑问。现时研究院所开之学科，仅国学一门，国学之为重要，无待烦言，而在偏重西学之清华犹然。现时研究院教授，若海宁王静安先生，新会梁任公先生，皆当代名师，允宜罗致。然注重国学罗致名师为一事，而特设研究院又为一事。清华学生之受益于王梁诸先生者，初不限于研究院教授乎？岂大学之尊不足以容先生乎？即云研究院已有学生三十人，然此三十人者，固皆可为大学特别生，而今其专攻国学者也。盖特置研究院，即多一个机关，亦即多一份费用，而益陷校内组织于复杂难理之境。”[24]钱端升的观点显然不是个别、孤立的，加之复杂的人事纠葛，有关国学研究院的未来问题就愈演愈烈，最终以两败俱伤而收场。这正如吴宓在《日记》中所感慨的那样：“自去年到此以来，局势所驱，情事所积，宓之卷入与张氏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未能。直至此时，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敷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近一年中，在清华办事，所得之经验，殆如此而已。”而吴宓得出这一经验，是经历了复杂多端的纷争而悟出的，只可惜“事到如今，为时已晚矣。”据《日记》，我们可以粗略勾勒出事情的来龙去脉：“1926年1月5日，校务会议开会，议研究院各提案，而张仲述(彭春)一力推翻，其结果，通过。此后研究院只作高深专门研究，教授概不增聘，普通国学亦不兼授。于是宓所提出之计划尽遭摈弃。而研究院之设，仅成二三教授潜修供养之地矣。张君之意，是否欲将研究院取归己之掌握，将宓排去，固不敢言，而其一力扶助赵(元任)，李(济)二君，不顾大局，不按正道，则殊难为之解也。”“1月7日，上午召开研究院教授会议，赵、李力赞校务会议之法案。王默不发言，独梁侃侃而谈，寡不敌众。宓亦无多主张。其结果，即拟遵照校务会议之办法，并将旧有之中国文学指导范围删去，专作高深窄小之研究。难哉!”
    至此，吴宓深感自己力单势薄，决心奋力一争，据《日记》记载：“1月8日，决撰意见书，以宓之所主张，提出校务会议。不行，即辞职。庶几光明磊落，否则人将不解，以宓为毫无宗旨办法者。且伈伈俔俔，寄人篱下，欲全身读书而不得。故决采取积极之态度。无所恇怯，无所谦逊，以与张、赵辈周旋矣。”此后，尽管吴宓几谒校长，多方周旋，然难免势孤力弱，最后不得不因“校务决定与宓所持之国学研究院之说完全反背”而坚辞研究院主任一职。就这样，吴宓对于国学研究院的事功黯然地落下帏幕。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其中的人事纠葛不论(在吴宓与张彭春闹矛盾的同时，张彭春正与校长曹云祥意见不合，并因此而辞职)。客观地说，在关于国学研究院的未来发展问题上，不难看出吴宓性格中固执、偏狭的一面。从现代大学的体制来看，不可能存在着某种缺乏延伸性、封闭的象国学研究院这样“校中校”的办学机制；从现代学科发展的趋势来看，“国学”做为学科，它不仅在内部要进行自我渗透，自我整合，而且它的生长必须要与别的学科相交融，相对话。纯粹的、单性的学科存在，必然会丧失生命力的。应该说，张彭春等人强调衍接、整合的主张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这正是吴宓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四
    
    在内心追求上，吴宓是努力让自己在学术上有所创获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去听讲，比如，王国维先生的《说文学习》，他几乎每课必听。[25]日记曾有这样一则记载：“9月20日，是日在图书馆，翻阅《通报》等，作王国维《中国近二三十年中新发见之学问》篇注解，费二三日之力云。”
    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后，吴宓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常常感到焦虑与不安，也时常自我反省。他对学术研究本质上是热爱的，但无奈事务性的工作太多，在《日记》中时见他对自己在学术方面一无所获而倍感自责。如以下的记载：“25年10月22日。下午，在旧礼堂，为普通科学生演讲《文学研究法》。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在26年1月6日拟呈校长的信中，更是把这种自责的心情充分地表达出来：“一年以来，承命办理研究院之事，以至诚之心，将就各方，屈己求全，幸无陨越。惟自念学业日荒，著述中辍，殊觉无以对己。亟应改辙，还我初衷”公正地说。吴宓在此期间也并非没有学术创获，只不过这一创获不象王国维那样体现在对学术史上某个问题的新发现，新阐释，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而是体现为一系列有关创办国学院的学术宗旨、学术观念。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评价的。他曾在题为《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演讲中说道：“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终始……。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赜，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唯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正是吴宓心中有如此明确的学术理念，使得他对自己荒于学术念兹在兹，然而，也正是这种“耿耿于怀”的学术情感，使得他对自己的选择有着痛苦的体认。他在1927年6月14日的《日记》中曾记下这样的一段话：
    晚，楼光午来，同出散步。又同访陈寅恪，谈久。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也，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僵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僵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重点号为原文所有)
    在这里，吴宓对自我命运的一种近乎悲壮感的文化剖析不可不说是十分剀切的，然而，这也正是他一生悲剧之所在。至于事功与道义、事功与学术的矛盾一直是纠缠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这一对矛盾，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都未能处理好。比如，周作人在40年代，曾明确地提倡“中国须有两大改革，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对于第二点，他干脆认为“道义必须见诸事功，才有价值，所谓为治不在多言，在实行如何耳。这是儒家的要义。”[26]但周氏的事功，结局又如何呢？吴宓毕竟是一个书生，在中国现代社会现实环境中，对他而言，可为的只有学术。背反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卷入各种纷争之中，如在“五四”时期，主持《学衡》时与新文化论争，如在国学研究院时期与张彭春的分歧。作为“一位白璧德式人文主义者”，[27]他只接受自己的理念指引，而很少去认真对待现实；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理念的召唤，而从未听到这种召唤的现实回应；他对自己的君子之风十分固执，而从未反省这种君子之风在别人眼中又是如何的“格格不入”。他常常搅混了理想与现实，伦理与艺术，自我与他人，纯粹的价值与现实的取舍。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个迂直而又有点可笑，热诚而又有苦涩的“异数”。但无论如何，吴宓先生至始至终都是一位学者和君子。
    吴宓短暂的国学研究院生涯，可以给后人的启发是深刻的：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事功与学术，如何处理人事纠葛与人格坚守，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这些问题上，吴宓最终被碰得头破血流，足以给我们一种深刻的教训。然而，做为研究者，如果不体谅吴宓的这种困境、苦境和矛盾，你就无法真正地解读他，也无法给予他一种同情的理解，给予他一种相对客观的评价。事实上，在现代学术史上象吴宓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他们或尘封于历史或永远被人们所遗忘或一再被人们所曲解、误解。然而，吴宓在80年后重新又被学术界所关注，并且在吴宓身上人们发现了许多感同身受的情景，不知这是吴宓的幸？抑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不幸？

    注释：
    
    [1]1990年，1992年和1994年，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等学术机构曾分别举办过三届的吴宓学术讨论会，前两届均有《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出版。1998年6月，西南师大等单位发起并承办了“吴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以上这些都可以见出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吴宓研究的重视。
    [2][3][4]这些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王泉根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李继凯、刘福春选编的《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和《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中相关研究论文以及沈卫威著：《回眸“学衡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与《吴宓与〈学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的相关章节。
    [5]温源宁著：《不够知己》，第290页，岳麓书社2004年版。
    [6]《吴宓日记》，共10册，整理发表吴宓从1910至1948年间所写的日记(中缺1913年，1916年，1932年，1934年，1935年日记)，由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本文中有关日记材料均引自《吴宓日记》，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注出。
    [7]《〈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见《蔡元培选集》，第52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8]《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蔡元培选集》，第49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9]有关“四大导师”的说法，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说，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时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参见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38、3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吴宓自编年谱》，第260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11][12][13]见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31至第43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同时可参见钱剑平著：《一代学人王国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见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39页，版本同上。
    [15]《吴宓自编年谱》，第260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1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7]此处转引自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4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诗见《吴宓日记》，第三册，第4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19]诗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3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1][22]参见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沈卫威著《吴宓传》，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23][24]钱端升：《清华学校》载《清华周刊》，第262期。此处转引自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56—5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5]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6]周作人：《道义之事功化》，见《知堂乙酉文编》，第7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7]温源宁：《吴宓先生，一位学者和君子》，见《不够知己》，岳麓书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