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老师，很高兴您接受我的访谈。最近几年，由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众多博士生参与的“重返80年代文学”的讨论课取得了一批引人瞩目的成果。
    一、关于“年代学”问题
    
    颜水生（山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颜）：程老师，很高兴您接受我的访谈。最近几年，由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众多博士生参与的“重返80年代文学”的讨论课取得了一批引人瞩目的成果。我注意到，你们研究的重心是“1980年代文学”以及所牵涉的问题，它是否包含了对“年代学”的关注，您最初是怎么考虑的？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程）：这个问法有意思，我很感兴趣。2008年，我当时的博士生张伟栋（现任教于海南师大中文系）在课堂讨论中也有过相同看法，他认为我们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研究还不太一样，是一种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起初，我在组织大家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感到1980年代文学转眼即逝，它给世人留下的可能是一个宏大然而模糊的历史形象，这多少有些遗憾。但今天看来，80年代所牵涉的问题很多，例如它与“改革开放”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应该怎么看它与“十七年文学”的断裂性和传承性，再如用“纯文学”的观点，是否能够厘清它与90年代文学的区别，等等。从它与这些文学期的关系看，它显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历史范畴，也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文学史范畴。如果采用王光明教授“打开方法，锁住问题”的说法，我们要做当代文学史研究，首先要锁住80年代，而如果从80年代与十七年、改革开放语境、90年代“关系学”的角度去观察，它的“年代学”意义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形象一点说，我们是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地图中找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例如1980年代文学，然后从它入手，先做点具体和实证性的研究，再看看能不能以此为突破口，做一些“重返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重返新时期文学”的尝试。
    颜：按照我的理解，你们研究80年代文学，可能是因为它的文学表述中不仅淤积着十七年文学的问题，某种程度上90年代文学的兴起也与它相关。80年代有强烈的过渡性。换句话说，80年代文学俨然是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一个历史枢纽，来自各个时期的矛盾、冲突和问题在这里汇聚、堆积、挤压。表面上它在正常地运行着，维持着一个短暂的历史平衡，但其中深埋着的那个丰富的矿藏并没有被人发掘出来，也正是在这里，这个枢纽的重要性还没有被真正认识到。这个枢纽，是因为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而得以存在于那里的。
    程：弗朗索斯•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说得比较有意思，他说：“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当下正在失去意义，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因为人们不愿恢复变化了的过去，而未来又是模糊一片。”1980年代作为我们这代人精神生活史中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离我们而去，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当下”。然而，由于很多人不再把它看作当下，而自己的精神生活又经常徘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丧失了辨认自己历史地标的想法和能力，所以，这样反而让我强烈意识到，对于我，包括我们这代人来说，1980年代之所以能够作为我们的“年代”，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包括今天看待过去和未来的眼光都是在那个年代形成，是以那个年代作为立足点的。对我们来说，它是今天日益恶化的文化环境中，硕果仅存的一块“精神湿地”。因此，我觉得多斯讲得有道理，但我更愿意反过来理解他的话，即：如果我们不想让“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当下正在失去意义，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那么，我们就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通过对1980年代的“年代学”研究，保存它并重新更深刻地辨析它的意义。当然，对我这个做教师的人来说，我只能将自己的工作与学生们捆绑在一起，一点一滴地进行，从对具体文学思潮、现象、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逐步展开。我意识到对大的历史的认识不能急，只能从小的历史的研究上开始。积少成多，这样才能逐渐深入。
    颜：您这样说，我觉得1980年代就不仅是你们这代人文学生活的地标性建筑，它同时也联系着我们这些80后博士生的生活。首先，今天站在大学讲台第一线的老师们，大多都是“80年代”中人，通过他们的治学和教学，其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实际也在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其次，我认为在人类完整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中，是不存在所谓的“代沟”的，在中国当代文学60年中，1980年代同样对我们这一代研究生具有独特的价值，它同样也是我们认识60年文学的一个历史枢纽。所以，我想就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问题问您：在文学史的意义上，不同代的研究者之间确曾具有这种“共同经验”吗？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程：这个问题很专业，也有难度。回答这个问题我感到有点吃力，不过我愿意就此与你讨论。确如你所说，不同代人之间的历史经验和个人处境，会制约着人们对整个文学史的看法。不过幸运的是，我们都生存在一个大致相同的历史情境当中，这种情境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剧烈的实验性色彩，以及这种实验所造成的剧烈社会动荡和充满激情的人文生活的这些特点来体现的。例如，我们就读和任教的大学，都有完整的党工系统，有丰富的社会动员体制资源，而且这种系统训练了大批学生，也包括它的教职员。所以，尽管80年代和90年代后的社会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影响我们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至深的这些因素却没有变，它对我们这两代人是共同的。如果拿十七年、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这些历史时段相比，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否认，80年代对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来说可能是最理想、浪漫和自由的一个文学期，它是当代文学60年中最为灿烂的一个阶段。但它是否是当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个时期，现在还不好说。当然，与我们相比，你们这代人对1980年代还缺少切身的体验和现场感，不过，如果阅读这个时段的文学作品，我相信你与我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历史隔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无论社会怎么变化，人们既定的历史观、文学观都会使他们对过往的历史和文学生活作出几乎相同的评价。我这些年与80后的博士生们一起讨论80年代的文学问题，没有觉得有什么隔阂，反倒因他们年龄的特点产生的对那段历史的“陌生化”观察，给了我更新颖和更大的启发，就是一个明证；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我追忆性的讲课中进入那种历史情境里了，他们好像也在经历我个人曾经有过的社会生活。那个“年代”，几乎使我们产生了大致相同的历史境遇感。正是在这里，我认同你刚才所说的“在文学史意义上，不同代的研究者之间确曾具有这种‘共同经验’”的看法。
    二、“年代学”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位置
    
    颜：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年代学”，那么我们可能更感兴趣的还是它在文学史研究中到底具有怎样的位置。您是否能就此谈一谈？
    程：我个人以为，在当代文学60年的各个阶段，虽然从大的方面看历史情境大致相同，但是不同阶段之间仍然显示着自己的“年代性”。例如，十七年（还有一种说法是“50—70年代文学”）、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就像福柯所说是散布在大海之中的星罗棋布的岛屿，它们之间虽有一定的历史链接，但这些链条之间是缺乏连贯性的，不是一种因果性的必然的关系，相反，差异性倒反而表现出它们更鲜明的特点来。尽管福柯这种看法比较偏激绝对，不过它对我们讨论以下问题仍会有一些帮助。比如，我们会看到，不同文学期背后都有不同的“文学意识形态”，例如，十七年文学与阶级斗争、80年代与改革开放、90年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潜藏在文学史中的“意识形态”，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它们对文学史的版图、走向和路线，都起着某种规划的作用，甚至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都难免不与研究对象发生着冲突和矛盾、对话，有时候又呈现为一种合谋性的紧张的关系。这种意识形态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它有时候就在我们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在极力强化与它的不和谐关系的时候，潜意识里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分明又沾染了它的观念色彩。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年代性”。正是这种文学史研究中的“年代学”因素的存在，所以近年来热闹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一直在强调着该阶段文学实践中的“政治性”，很多研究者在分析文学创作深刻的历史意义的时候，往往在有意或无意地力图揭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人们看到，在赵树理研究、“红色经典”研究、十七年文学制度研究里，大家都会强调以致情不自禁地放大其中的“阶级斗争”元话语，这几乎成为现在研究十七年文学的一种套路。“政治”、“阶级斗争”就像一个挂在十七年研究旁边的巨大的钟表，它始终在那里滴滴答答地走着，告诉人们，十七年的文学制度、作家创作、文学批评和读者阅读就在这钟表的暗示、规范、指导中发生着和进行着。这个钟表就在那里指示着我们它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你看，现在人们在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时候，如果抛开这个钟表的“年代性”，不把文学叙述置于这个时间框架里，他不仅会突然变得一筹莫展无法工作，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得到研究界的承认。
    颜：事实上，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如果离开了法国大革命，就无法谈论雨果的《九三年》，离开了“五四”，就无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离开了辛亥革命，也不好真正理解鲁迅精神上的痛苦和茫然。如果进一步界定“年代学”这个文学史概念，是不是还要涉及到其中的“事件性”呢？
    程：当然。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里曾经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二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都涌现出了不同于上一代作家的新一代作家。所以“年代学”的另一种含义，所指的就是它的“事件性”。但是，这种“事件性”往往都有民族自身的局限性，也就是只有具有相同历史经验和文化处境的人们，才可能接受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并接受它的。1980年代对于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在我看来，是“文革”终结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启动。我在博士生讨论课上，多次把它们概括成两句话：“批判文革”与“走向世界”。它至少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最近30年的历史走向和进程。正是由于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发生，80年代的“年代学”意义才真正地显示了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两个事件与80年代血肉相连的关系，我发现，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泰半被概括在那两句话里面了。但我这是专指生活在大陆的中国而言的，对其他地域的人，包括对海外汉学家而言，他们的经验和看问题的方式也许并不完全如此。这个学期，我在澳门大学中文系给本科生开了一门“现当代文学专题”课，其中讲到刘震云的《塔铺》、铁凝的《哦，香雪》等小说，讲那个年代农村的年轻人如何艰苦奋斗等等，我发现学生由于不理解产生这些小说的历史语境，对这些作品没什么感觉，也不明白我在讲这些小说时为什么还那么手舞足蹈、兴奋和激动。去年8月，我也有过相同的尴尬经历。我在北京见到日本一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她说自己非常不理解“伤痕文学”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眼泪，她认为那是一种历史和文学的矫情。我对她说，这是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也就无法理解它的“事件性”的缘故，正因为不能理解这种事件性，那么对伤痕文学发生的背景、原因和讲述历史的独特方式，也就无从知道，更不会引起真正的“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了。当时，我也问到她做中国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研究的情况，问日本有没有“农村题材小说”，但她笑答日本已经没有农民和农村，所以所谓农村题材小说只是现代人对已经消逝的乡土文化的记忆。我之所以问得这么不到位，只能说明我对日本社会和文学状况也缺乏了解，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其实，不光这两个大事件，80年代还发生过很多小事件，例如“《苦恋》批判”、“清污”、“反自由化”、“城市改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规制”、“通俗文学热”、“打破铁饭碗”，等等等等。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写实主义”等，都与这些事件有至深的关联，这是毋容置疑的。与我刚才所谈那位日本学者不理解伤痕文学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对今天更年轻的研究者来说，假如不去贴切地抚摸它们，设身处地地去想象自己也曾经历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的话，如果想开展对这些文学现象更深入、具体和细致的研究，也是非常困难的。不要以为日本人与我们中国的“当代史”有隔阂，假如放弃必要的历史教育，弄得不好，我们的学生将来也会像日本学者那样，对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当代史”也产生难以弥合的历史隔阂了。所以，如何重建或者恢复某种历史感，对于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之所以特别强调文学史研究中的“年代学”的理由。
    颜：如果按照您讲的，那么“年代学”是应该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据以中心的位置了？

程：到底应该据有什么历史位置，这要看每个研究者不同的历史心情、状态和研究方式，其结果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人，可能习惯于把历史事件“中心化”；有的则做得比较隐蔽，即不让它出场，但处处埋伏在他研究的对象、思路和考虑之中；也有的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画外音”，以一种虚化的方式重建研究工作与历史的关系。每个人在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时，可能表现得都不一样。出现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很正常的。
    颜：这只是概括地讲，如果具体做的时候，您会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程：我觉得对今天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来说，新时期的很多作品需要重读、细读、精读，做些基础性的研究，同时讨论一些与作家作品相关的问题。如果满足于对文学走向、动态、形势的大判断，将无助于当代文学学科的自律和发展；而即使是做出某种谨慎的判断，也只能在对许多作品重读这种不断积累的过程中，逐渐地呈现和形成，它应该是许多个感性过程之后理性总结的结果，而非一种事先的预设。如果不做这些看似碎屑的研究工作，不做这种积累式推进式的工作，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现象、流派和作家作品的历史面貌，就很难整体性地呈现出来，而只会停滞在那种支离破碎、人云亦云的低级文学史状态。举例来说，我们怎么看王蒙写于1979年发在《光明日报》上的短篇小说《夜的眼》。一个时期里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对王蒙的评价是很不稳定、左右摇摆着的，有人要么把王蒙评价得太高，要么又去贬低他，认为他即使是代表作家，也没有什么代表作品等等。这都是没有认真读他作品，而经常按照社会思潮的变化来评价他的结果。王蒙这个作家我先不谈，我这里先谈谈他的《夜的眼》。因为从一篇小说中是可以发现很多人的历史处境和心理情绪的。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写的可能是1979年前后发生的事。主人公从流放地回到久违的城市（小说里暗示是北京），他看到五光十色的繁华街景、车流、人群，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又回到这里了（作品表现的是因为“平反昭雪”，很多人正在恢复正常的生活轨道）。他心里紧张、兴奋，但又忐忑不安。他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小心谨慎，如坐针毡，但又深信历史已回归正常轨道。这种惊恐破碎如同月光泄地般流淌着的感觉，正是作者希望与世界交流但又还没有真正放开的非常矛盾的心情，小说用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揭示了千百万个从农村边塞流放地重返都市的读书人的历史激动。读到小说的深处，我不再认为它是一篇“意识流小说”，而相信这是一篇欲吐又止的人性压抑的小说。
    我与主人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受。1969年冬，我随父母下放农村，在一个南方小镇的中学呆了几年。大约是1974年，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跟姐姐去原来居住过的城市访友。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落满灰尘的长途汽车从遥远的小镇缓缓地驶进市区，满眼皆是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一阵阵城市的气息迎面扑来。下车后，我亲戚家的小姐姐给我们买了两根冰棍，沁凉甜蜜的感觉顿时充满口腔。我五年前离开这座残留着童年少年生活痕迹的城市，就再也没有来过，这是我第一次从寂寞闭塞的乡村回来。一阵委屈忽然充塞心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下午去访我姐姐一位初中女同学，她家虽在小街陋巷之中，属于市民贫寒家庭，然而她轻轻哼出的是当时刚刚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曲《映山红》，却令我终生难忘：“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歌曲传达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人民，在经历了疯狂阶级报复和家破人亡的惨剧后，盼望红军再次神兵天降的幻想。然而，以“解放”为己任者发动的“文革”，却使另一些人失去了自由。在一个不自由的年代，聆听主张自由的歌曲，这种奇怪荒谬的历史感受，真是匪夷所思。这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它就令今天那些在规定的情境中以怀旧心态想象革命歌曲、电影和戏剧的人，事实上被隔离在真实历史情境之外。更让人不解的是，对于一个久居荒凉闭塞的小镇上也许将要在那里度过一生的少年来说，这音律优美的歌曲竟仿佛天籁之音，他的心灵因此被深深打动。我这次短暂的回城之旅，与《夜的眼》主人公从历史中的“归来”，无论从历史意义还是文学价值看，当然都不能同日而语，不过许多年后，我读到里面的每一行字，都有感同身受的创痛感，是一种浑身颤栗的感觉。所以，我要说我与主人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受，我就是许多年后的另一个“归来者”。1978年3月，我经过近十年在社会底层的挣扎，有幸地搭上中国高考的首班车上了大学，命运得以彻底改变。第二年，我们家也有人被“平反昭雪”，压在我心头很多年的一种非常糟糕的贱民的感觉，终于被一扫而光。我想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家庭都有过这种从地狱中重生的被解放的心境。这篇小说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年代性”——1979。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当时很多人这种“地狱重生”的历史感受，就没法懂得这种“年代性”。换而言之，这篇小说之所以还值得细读和精读，值得一字一句地重读，就因为它把几代中国人心灵生活中的“年代性”深刻地埋藏在里面了。关于一篇小说与年代性之间的这种互文的关系，黑格尔在他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道：“在每一种哲学里面都出现这样的意见，即认为水变成了空气，——就是说，概念中有这种内在联系：一种东西如果没有它的对方就不能存在，对方对于它是必要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这种联系之外独立地存在，——自然的生命就在于一物对他物发生关系。”按照这种分析，抽去1979这个“年代”，《夜的眼》的“意义”是无法存在的；相反，1979的“年代意义”，也只有通过这种记录“特殊年代”的小说，才可能被人们认识到。
    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做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时，往往会把“年代”安排在与作家作品的联系当中。我包括我的学生们，有的时候会把历史事件“中心化”，有的时候则采取“历史画外音”的方式，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手段最后读取文学作品中深藏着的东西。如果这样看，“年代”在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位置”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个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许多惊心动魄，到今天都感到匪夷所思的荒唐的事情。与此同时，正是文学作品为后代人保留了这些“时代的年轮”，人们才会在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里反省过去，并从心里长久地然而同时又是苦恼地去冥想中国未来的路应该怎样走的问题。
    三、“年代学”的关系学和历史化问题

颜：既然您把“年代学”置于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要置于一种“关系学”之中，因为只有这样，它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位置”才会看得稍微清楚一些。
    程：是这个意思。我近来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深信他的“辩证法思维”并没有过时。相反，正因为中国现在处在一种历史的转型期，周围有很多现代化社会的类型做参照，我更觉得仔细阅读这部巨著，对我们认识复杂的历史和世界，认识当代文学史中那些没有被触动、发掘和处理的一些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我自身来说，这种“年代学”的“关系学”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当代文学史研究时，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那个年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要重新认识、反思和梳理的问题。例如，过去总是认为80年代比90年代更“文学化”，代表着所谓的“纯文学”，但经过这么多年历史的折腾之后，通过重新阅读当年的档案文献和材料，会逐渐感觉那只是一代人的美好感觉，是把自己的理想状态从当时复杂激烈的斗争中抽取出来之后获得的印象，而并非“历史本身”。80年代的历史仍然是瞬息多变和异常复杂的，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很多侧面，都没有在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反映。二是“80年代”与“十七年”、“90年代”、“新世纪”的关系问题。这样去理解，目的是打破那种“今是昨非”地看待历史的习惯。我在很多场合说过，把“80年代”设置为当代文学60年代的一个“认识性装置”，一个历史制高点，也许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如果不这样做，会使文学史研究陷入一种感性随意的文学批评的状态。比如，对80年代的“现代化问题”，我们单单在它的历史语境中是看不清楚的，可是如果以“十七年”的“反现代化问题”做参照，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因为它的历史意义是把整个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孤立状态中拯救了出来，将中国的历史进程纳入“重新世界化”的轨道之中。这就回到了19世纪中国的洋务运动、五四、民国兴起等等历史起点上，也就是说重新回到了原来那种“富国强民”的现代化设计之中。但是由于“十七年”社会体制的某些固有弊端并没有在80年代彻底铲除掉，80年代的现代化最后又发展到90年代那种脱离国情和普通民众生活的不好状态。在80年代的现代化视野中，“十七年”的历史停滞被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但通过“十七年”比较照顾工农兵生活状态的制度安排，又可以反映80年代现代化所存在的问题。如此等等，我们可以再三地反思。我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这篇论文中，对这种复杂历史关系学做了初步探讨。当然，具体问题还要做具体分析，它不是机械性的分解工作，因为历史本身，以及每个研究者的个人情况都不一定相同。第三，这种“关系学”也会将海外学术思潮置于反省性的视野当中。近年来，由于崇洋心理，“再解读”、“美国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席卷而入，大有后入为主、重整河山的姿态。我们得承认，由于有它们的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获得了摆脱自身僵局和再出发的历史机遇。但与此同时，也带来唯“再解读”、“美国汉学”是听的学术奴隶状态，从而淹没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自身的历史问题。那么，应该怎样看待80年代“年代学”与“再解读”、“美国汉学”的关系呢？我认为首先要注意一点，这就是80年代的“年代学”是由中国当代文学自身而产生的一个问题，而“再解读”、“美国汉学”则是由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或台湾历史情结而产生的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将两个历史境遇并不相同的文学史问题强行对接，这样是否合适？是否会重新把我们自己研究的问题“再次简单化”？这些都必须在一种“关系学”的理解中逐渐地认识和反思。
    颜：您所说的辩证法，如果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确实有必要。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研究者来说，由于没有经历过你们这代人的历史创伤，又感觉把这些历史关系弄得这么复杂纠结是否值得？当然，我想您肯定不是在做一种智力游戏，而有其它的考虑在里面。您能说说这种考虑吗？
    程：其实也没有你说得那么复杂和纠结。我只是感觉，当然我这是在许多场合都说过的话。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已经6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也有30多年的时间，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状况与这种历史积淀的反差却很大。首先，很多人仍然把当代文学研究简单理解或等同于文学批评，虽然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的不可忽略的地位，文学批评始终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发挥着激发、对话和补充的作用。其次，当代文学史研究界仍然未能确立起自己学科的自律性，大家还没有拥有一套共时性的历史观、文学观和知识话语。就是说，整个当代文学60年仿佛是一块漂离大陆学术中心的目的地不明的巨大漂浮物，不知何始，也不知何终。再打一个比喻，就像眼下的那场阿富汗战争，谁都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是什么。当然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比别人更有责任感，事实上我是对自己的研究状态不满意才这么认为的。
    不过，既然你问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说几句。之所以想把“年代学”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某种基点，自然是有先把众说纷纭的话题等“知识化”的考虑在里面。你不用一种知识如“年代学”去做点加固的工作，而是随波逐流地去漂流，那么又会像曾经多次发生过的一样，一次次去重复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起点。现在一些人不还是这样么？老是争自己发明了什么话题、话语、思想等等，而不愿坐下来查点资料，做点切实的研究。所以，“年代学”的说法里有一种将当代文学史“历史化”的想法，至少先切出一块来，把1980年代的文学现象作为一种实验对象，分别地、一步步地做一点研究。有些研究也许要走弯路，也可能只是原地踏步，有些研究也许只是一个初步的铺路的工作，成果还比较粗糙，并无惊人的成绩。但是，这样也不算白费精力，如果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手法展开对1980年代文学的研究，久而久之，积少成多，历经数月数年，像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仁那样，又有什么不好？我们不要怕别人批评你是所谓“学院派”，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缺乏的就是死心塌地的“学院派”。如果这种受讥笑的“学院派”人数多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坐下来，天天跑图书馆、资料室，弄得两手都是陈年灰尘，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历史学科的日子，也许就不太遥远。我们想想，现代文学研究，历经李何林、唐弢、王瑶、任访秋、田仲济——孙中田、严家炎、樊骏、孙玉石、陆耀东、林志浩——王富仁、赵园、刘纳、钱理群、杨义、温儒敏、吴福辉、汪晖、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还有海外的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等等三代学人，不过30多年，已经初具历史学学科的规模。当代文学研究，从现在坐下来，数十年后，景况也不至于太坏。
    颜：经您这么一说，线索和基本情形就比较清楚了。虽然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受“再解读”、“美国汉学”研究制约太深，十七年研究已经出现自我重复，对历史的理解也还在文学／政治的框框里打转转，等等。但总的来讲，已经显露出一线曙光，让我们这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研究者看到了希望。您提出的“历史化”问题事实上指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它不失为一种理解文学史问题的方式。不过，鉴于当代文学与当代历史之间的复杂纠结，是不是还存在着其它读史的可能性呢？
    程：这当然。我从来都不欣赏文学史研究中那种真理在握的姿态。也不相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年代学”问题信，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就不能再碰。所以，如果有人站出来与我讨论“历史化”的问题，平心静气地与我争论，我反倒会非常高兴。所以我相信黑格尔的说法，他认为只有讨论才能不断地发现问题，他在《哲学讲演录》里从古希腊的观点介绍起，一边叙述一边讨论，在评价阐明过去哲人的成果的同时，也陈述自己的见解，这种德国式的严密、科学和理性的治学态度，非常令人佩服。有一次，我与蔡翔老师聊，我们都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不同看法反而是好事，可以相互争论，在争论中相互激发。他在上海大学，罗岗、倪文尖老师在华东师大，都在与学生一起开展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他们的“新三人谈”，包括我去年参加的圆桌会议，以及去年10月份在北京组织的有洪子诚、蔡翔、罗岗、倪文尖、贺桂梅、姚丹、杨庆祥等老师参加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都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给了我不少启发。我相信如果这样进行下去，再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参与进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和学科自律性，就会逐渐积累和形成。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