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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郑振铎与中国新文学 今年（2008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50周年，国家图书馆隆重举办活动来纪念这位文化界先驱、卓越的文艺家和学者，甚觉难得。兴奋之余，勉作小文，对于先生在中国早期新文学建设中的独特贡献，谈一些粗浅看法。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公开竖立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新青年》杂志以陈独秀、胡适等主张新文化的学者，他们响亮地以“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为口号，向中国封建的旧文学发起挑战。这也就是所谓的“白话文运动”。但是，接着担负起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学相当一部分重任的，不能不历史地落在了郑振铎、沈雁冰等文学青年身上。作为我国新文学建设名副其实的倡导者与力行者，他们认真参照了近代各国特别是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结合中国现状，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写实主义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血和泪的文学”的文学主张，以期引导新文学建设走上正确道路。郑振铎是最早挺身而出、致力于此并作出显著成绩的一人。 一、及时介绍俄罗斯文学，乃中国新文学创造的“第一步” 十九世纪以来，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俄国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名家辈出，佳作如云，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冈察洛夫、赫尔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安德列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的作品，虽然以反映穷人、被压迫者的痛苦、堕落、呻吟、挣扎和反抗为基调，但主流却是一个：为人生。从而，俄国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也被看作“为人生的文学”。它以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其基本特点，是以写实或虚构的手法，真切地反映沙皇时代下层社会生活，成功塑造出一批近于不朽的典型人物形象，无情揭露种种非人道的黑暗统治，同情并支持被压迫者改变现状的合理诉求。俄国文学呈现的这种可贵特质，显然很符合于正在起步中的我国新文学建设的借鉴要求，难怪引起新文学推动者的注意。除了上述俄国文学本身所具的价值因素，刚刚发生不久的、由俄国布尔塞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也不能不促使全世界注目于俄国，并想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追溯其远因，这也就自然而然导致中国一部分新文学家将俄国文学列入自己重点关注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影响下，郑振铎对于俄国文学由接触、爱好，发展到全身心投入译介、传播的工作中去。 1920年春天，由郑振铎的好友耿济之(与瞿秋白均为当时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熟悉俄国文学)等翻译和编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即将出版。郑在为之所作的“序”中首次高度评价了俄国文学：一“是近代的世界文学的结晶”；二“是专以‘真’字为骨，是感情的直觉的表现，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三“是人的文学，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人类的个性表现的文学”；四“是平民的文学”；五是属于“悲剧的文学”，足可破除传统的“团圆主义”迷信。可以认为，郑振铎的这一评价，直截地道出了俄国文学的精髓或真价值。 同年，由郑振铎独力编辑的《俄国戏曲集》(十种)也交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译者有耿济之、瞿秋白等人，其中，契诃夫的《海鸥》和史美拉克的《六月》两种由郑振铎译出。《俄国戏曲集》曾被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专门提到，认为在中国早期译介过来的俄国文学作品中，这是一部译文质量较高的“大部书”。 也是在1920年，郑振铎还一鼓作气连写了四篇评论俄国文学的文章，它们是：《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1]，《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2]，《<艺术论>序言》[3]，《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和影响》[4]，在这些文章中，郑振铎再次多方论述了俄国文学的成就、基本特点，并分析其发展过程及影响，指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唯其立足于“平民的文学”、“为人生的艺术”，才能持久不衰地感动人。俄国文学作品音调虽然悲苦，然不悲观，相反，“骨子里还是豪气凌霄，不可一世，希望如泉，永不涸竭”[5]。在当时国内对俄国文学普遍不甚了了，更遑论系统介绍和中肯评价的情况下，郑振铎如此热情地接连撰写文章加以提倡，委实十分难得。 1921年春天，郑振铎经沈雁冰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担任最初经他提议而后商务印书馆允诺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编辑。这是一项颇有雄心与规模的工程，一旦得到实行，很有助于初始阶段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郑振铎在他起草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6]中谈到，其动机与目的，在于纠正“对于文学的轻视与误解”，它“并非游戏消遣之品”，而是“人生的镜子”；在于通过文学用“人道的心灵”扫除“一切隔阂”；在于尽量介绍“力求翻译艺术精进”的作品；在于通过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介绍，普及文学的基本知识。为此，郑振铎还曾拟订了准备第一批编辑出版的“丛书目录”，约八十余种。从二十年代前期、中期郑振铎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丛书”看，共约二十多种。其中涉及俄国文学或涉及介绍“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现实生活的，有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鲁迅等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耿济之译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猎人日记》、安特列夫的《人之一生》，郑振铎译的路卜洵长篇小说《灰色马》、郑振铎编译的《俄国文学史略》，瞿秋白的旅俄游记《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等多种。它们或者是通过作品，把沙皇俄国一个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不见容于环境而产生的愤激、绝望情绪，充分地传递给国内读者，以见作者写实主义之深刻表现达到了极致(《工人绥惠略夫》)；或者是提醒人们注意：作者想表露的，是一个童心的、美的，但有真实性的梦，其间有要爱而不得所爱的悲哀(《爱罗先珂童话集》)；或者因作品主人公——一个怀疑、漠视一切的个人主义者——描写中思想的大胆直率与艺术的美丽真切而感动(《灰色马》)；或者选择文学史的途径，来较为系统、概括地介绍俄国文学历史及其代表性作家作品，以进一步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俄国文学史略》)；或者以优美的文字、真实的思想向读者提供十月革命后一段令人难忘的旅俄见闻(《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除了翻译、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郑振铎还同时以不同名义和方式，发表了大量有关俄国文学的译作、介绍、评论、传记、“序”和“引言”等文字，来广泛传播俄国文学。例如，郑振铎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集《贫非罪》，由商务印书馆以“共学社”主编的“俄国文学丛书”名义出版：郑振铎、鲁迅、胡愈之译的阿尔志巴绥夫的短篇小说集《血痕》，由开明书店出版；郑振铎译的梭鲁古勃的小说《飞翼》、《芳名》，收入《近代俄国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等。其他介绍、评论文字，以发表在《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上居多，不再赘言。 1932年，鲁迅在著名的《中俄文字之交》中，全面回顾了十多年间一批有心人绍介、传布俄国文学(苏联文学)中所遭遇的种种阻力和艰辛，然而在读者的支持下终于使局面改观，影响扩大。这是因为，广大读者真正懂得俄国文学是自己的导师和朋友，可以给与许多有益的东西，包括建设新文学过程中的参考和借鉴。所以说，包括郑振铎在内的俄国文学介绍与传播者的辛勤努力，没有白费。 二、主编《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为新文学建设提供理想园地 深知掌握文艺阵地对于推动新文学运动至为关键的郑振铎，于1921年5月与上海《时事新报》商定，由他代表文学研究会创办一个文学刊物——《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附于《时事新报》公开发行，该刊物由郑振铎主编。当时，《时事新报》已有副刊名《学灯》，间亦发表文艺作品和文章，并由郑振铎任编辑。《文学旬刊》问世后，既坚持“为人生的文学”和“血和泪的文学”主张，刊登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和文章。也欢迎持其他文艺观点作家之作品；同时，也致力于介绍外国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想。当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诗歌、小说、散文、评论、通信的，有庐隐、郭绍虞、王统照、叶圣陶、徐玉诺、刘延陵、许地山、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瞿秋白、王任叔、钱杏邨、樊仲云、赵景深、徐志摩、胡适、郭沫若、郑振铎、沈雁冰等。而发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较多的则有鲁迅、胡愈之、沈雁冰、王统照、朱之常、赵光荣、谭槐、谢六逸、冯省三、朱湘、徐调孚、郑振铎、樊仲云、章锡琛、傅东华等人。 从《文学旬刊》前期所发表的文字看，主要着重下列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灌输和传播文学的基本知识或文学原理的内容，以形成新的文学观。它包括文学的定义与特质、使命，创作方法，文艺思潮和流派，文学批评。像西谛(郑振铎)发表的《文学的定义》、《文学的使命》、《论散文诗》、《何谓诗》，世农的《文学的特质》，六逸的《小说作法》等都是。对于文学的“定义”问题，郑振铎参考西方文艺理论作了如下论述：“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7]。文章同时指出，所以如此“归纳”文学的定义，意在区分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不同，故强调文学创作中情绪与思想的结合，强调“想象”的“表现”。而谈到文学的“使命”，认为应该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或慰藉，并提高人们的精神”，也就是要“有改造时代精神的思想”[8]。换言之，文学具有以情感打动人心的特殊功能，负有影响和提高人们思想境界以变革现状的使命。这一点，在郑振铎另一篇文章《文学与革命》[9]中也有论述。该文指出，拜伦《哀希腊》一类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最容易沸腾人们感情之火”，“引起一般青年的憎厌旧秽的感情”，进而促使其投身革命。所以，“文学与革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正是中国文学家最重要最伟大的责任”。当然，作者也承认，这样理想的革命文学家尚未产生，还有待客观条件的成熟。 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中多次提出“血和泪的文学”的主张，以反对将游戏和消闲视为目的之旧文学，推进新文学。他在《杂谈．血和泪的文学》[10]、《杂谈·无题(二十三)》[11]中写道：“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血与泪的文学，我们是希望者，是鼓吹者。因为我们的心灵上已饱受这不安的社会所给予的压迫与悲哀了。”进而预言，“血和泪的文学，恐将成为中国文坛的将来的趋向。”当然，郑振铎也说到，所以主张“血和泪的文学”，“不过以为在这个环境当中，应该且必要产生这样的作品罢了。决不愿意强人以必同”。 郑振铎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沈雁冰的赞同。他在同刊发表的《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一文中指出：“从自己热烈地憎恶现实的心境发出呼声，要求‘血与泪’的文学，总该是正当而且合于自由的事。”[12] 郑振铎关于“血和泪的文学”的发展趋向的“预言”并没有说中。但是，八九年后一个由我党领导的、以鲁迅为盟主的左翼文艺运动，却在国民党政府的严酷压迫下勃然兴起。以至于鲁迅作文公开宣称，“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13]。郑振铎的上述文艺主张，当然不能与左翼文艺运动相提并论，但足以说明，他的主张反映了要将新文学运动推向前进的强烈愿望。 主张“血与泪的文学”的另一面，是必须与消闲、游戏为主旨的旧文学倾向作斗争。当时上海正是这一类颓废、消极的文艺垃圾大量生产、集中出版的场所。郑振铎凭借《文学旬刊》，接连发表了诸如《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以及以《杂谈》形式写了《集锦小说》、《复活》、《思想的反流》、《新旧文学的调和》、《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肉欲横行中国》、《消闲?!》、《悲观》[14]等十余篇短文，对《礼拜六》、《消闲钟》、《快活》、《游戏世界》等刊物的恶俗倾向作了兴锐批判，指出有人炮制文化垃圾，“不惟侮辱了文学，也侮辱了自己”。 与此同时，沈雁冰也在这刊物上发表了《“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君，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15]等多篇文章，分析黑幕派与礼拜六派、吟风弄月派、颓废派等的实质，并且驳斥吴宓的错误论调，指出：“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的。” 总之，正如郑振铎后来所说的，凭借着《文学旬刊》和《小说月报》，他们一直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 三是积极介绍世界各国文学著名作家和作品，以为中国新文学之借鉴。为此，刊物发表了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等人的作品和生平介绍，郑振铎写了《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陀思妥以夫斯基作品一览》等文章，胡愈之、沈雁冰也作文纪念。在小说、诗歌的译作选登方面，有鲁迅译的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郑振铎的太戈尔诗选译，仲云译屠格涅夫的《畸零人日记》、赵景深译柴霍夫的《太早了》、《扰乱》，孙铭传、耿式之译的歌德选作；其他如美国作家惠特曼，爱尔兰作家夏芝，德国作家海涅等作品也得到发表和介绍，如郑振铎就写了《得一九二三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等文章。这种对各国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还表现在发表作家评传方面，《文学旬刊》就以连载形式发表过K·H写的《普希金评传》、《娄蒙妥夫(即莱蒙托夫)评传》。其他在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方面，有章锡琛译日本的本间久雄的《文学批评论》、樊仲云译的日本厨川白村《文艺创作论》、《文艺思潮论》。 郑振铎、沈雁冰等对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视，一度引起了误解与争议。“创造社”元老郭沫若于1921年初发表在报纸上的公开信，抱怨“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指创作)”，结果造成翻译“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16]。郑振铎读后以为不然，便以《处女与媒婆》[17]等文与之商榷，指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现在不惟创作是寂寞异常，就是翻译又何尝是热闹呢。世界文学中有多少朵鲜明美丽的花是中国人已经看见过的?郭君以为现在的翻译正在“狂振其暴威”，未免有些观察错误了。对此后来茅盾也曾著文表示认同。 四是积极发表新诗、短篇小说、散文、短剧等以鼓励创作，同时也重视评论文字。当时在《文学旬刊》上，文学研究会成员如庐隐、王统照（王剑三）、徐玉诺、郭绍虞、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郑振铎、王任叔、赵景深等人，发表的以小说、新诗为多。其中小说有庐隐的《一个病人》、《月夜箫声》、《哀音》、《一个女教员》，叶圣陶的《义儿》，王统照的《山道之侧》，朱自清的《匆匆》等等。新诗则有西谛的《悲鸣之鸟》、《给歌者》、玉诺的《生命》、《秋晚》，刘延陵的《琴声》等等。由于正值新文学初创期，除少数人以外，多数在创作上尚处于模仿、摸索和积累经验阶段，所以有影响的作品不多。但是，正由于凭借《文学旬刊》这样的园地，以及编者郑振铎的热情支持，不少当时无名的青年文学作者，后来得以成名成家。 《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在出刊期间，郑振铎多年独力主编或参予编辑工作，于新文学建设之贡献，有目共睹。限于史料和条件，上述叙述只能是粗线条的。 1923年1月，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主编当时在全国已有很大影响的文艺刊物《小说月报》。此前，该杂志在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全力支持和编者沈雁冰的努力下，全面革新，完全登载新文学作品，两年来面貌大有改变。由于郑振铎与沈雁冰在思想立场、文艺观念上均相一致，这就使郑振铎可以沿着原定的办刊方向——如《小说月报》“改革宣言”所揭示的，坚定不移推进新文学建设——前进。 早在《小说月报》改革版创刊号(12卷1期)的扉页位置登载的《文艺丛谈》中，郑振铎就著文明确指出：“想在中国创造新文学，……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国。取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学始可有发达的希望。我们从事文学者实不可放弃了这个介绍的责任。”接编《小说月报》后的郑振铎，继续将介绍世界文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选载的各国作家作品的规模和范围看，都比以前有所扩大。比如，在长篇小说或文字较长的剧作、寓言连载方面，有俄国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法国罗曼罗兰的《若望·克利司朵夫》(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德国赫卜特曼的《日出之前》、文基译述的《列那狐的历史》；在短篇小说、诗歌、童话、剧作等方面得到连续发表的有俄国的柴霍甫、安特列夫、爱罗先珂，法国莫泊桑、巴比塞，丹麦的安徒生，印度的太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等。其他尚有俄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爱伦堡、高尔基，法国的法朗士、玛格利特，德国的歌德、拜伦，美国的惠特曼、爱伦坡、奥亨利、曼殊斐儿，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莫尔奈，英国的济慈、密尔顿、哈代、高尔斯华绥、雪莱、丁尼生、陶孙、萧伯纳等人的作品。此外，尚有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等西方文学理论著作的长篇连载，如傅东华译的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以及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 《小说月报》大力介绍世界文学的途径，除了直接发表各国作家有代表性并有影响的译作外，还发表作家评传、纪念文章，作家作品专谈，并以“海外文坛消息”专栏形式传播有关作家和创作的信息。例如，仅在1923年(14卷)发表的，就有沈雁冰写的《匈牙利爱国诗人斐多菲百年纪念》、郭沫若写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傅东华写的《梅脱灵(即梅特林克)与青鸟》、韦兴的《奥国的现代文学》、佩韦的《南斯拉夫的近代文学》、郑振铎的《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赤城的《现代的希伯莱诗》、沈雁冰的《西班牙现代小说家巴落伽》、玄珠译的《葡萄牙的近代文学》、耿济之译的《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沈泽民译的《近代的丹麦文学》、王统照的《太戈尔的思想与诗歌的表象》、郑振铎的《太戈尔传》、樊仲云的《音乐家的太戈尔》、谢六逸的《近代日本文学》、瞿秋白的《灰色马与俄国社会运动》、耿济之的《阿史德洛夫斯基评传》、无明译的《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郑振铎的《夏芝评传》等近二十篇，平均每期有一两篇。这还不算郑振铎与沈雁冰合作撰写的《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在杂志上多期刊载，集中介绍了法朗士、罗曼罗兰、巴比塞等四十多位作家。 为了进一步扩大介绍外国文学的影响力，郑振铎接受《小说月报》曾出刊“俄国文学专号”、“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的成功经验，在几年内接连推出了多个外国文学“专号”：“太戈尔号”(上、下，见《小说月报》十四卷九号、十号)、“拜伦号”(《小说月报》十五卷四号)、“法国文学研究”(系由沈雁冰主编，《小说月说》十五卷号外)、“非战文学号”(《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八号)、“安徒生号”(《小说月报》十六卷八号、九号)、“罗曼罗兰号”(《小说月报》十七卷六号)。上述“专号”比较集中地介绍、评论了有关作家的经历、成就与文艺思想，选登其代表性作品，从而增进了读者的认识。如“安徒生专号”中刊登的评传、介绍、作者自传、评论、作品选登、年谱计有三十多篇，可谓洋洋大观，再加多幅精美插图，不仅“专号”分量顿添，文图并茂，也大大生色。安徒生，这位闻名于世的伟大的童话作家，在中国读者眼里，也显得更为可亲、可敬。 《小说月报》在郑振铎主持下，同样将提倡和发表具有不同流派和风格的新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放在重要地位。关于新文学作品达到水平线以上的标准，据郑振铎以编者身份在刊物“卷头语”中所多次强调的是：一要真实，“符合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二要有浓挚的感情、活泼动人的想象；三要有特别的风格，也即风格的独创性。郑振铎以此作为《小说月报》发表新文学作品的主要标准或要求，对保证刊物质量无疑起了良性的导向作用，同时也避免为一批思想倾向趋于低俗、艺术品位粗劣的“作品”开启方便之门。 回顾当年这本刊物，文学研究会初期的主要成员如庐隐、叶圣陶、沈雁冰、王统照、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梁宗岱、冰心、徐玉诺、王任叔、沈泽民、耿济之、徐调孚、张闻天、许地山、傅东华、许杰、赵景深、刘延陵、谢六逸、瞿秋白等人，均有不少作品或文章发表于斯，不少人后来还成为著名作家、学者。鲁迅虽非文学研究会成员，也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过短篇《在酒楼上》以表支持。而老舍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也由于许地山的推荐和郑振铎的支持，而首次发表于这段时间内(《小说月报》于1926年8月出版的第十七卷第八期开始连载)其他如徐志摩、梁实秋、高长虹、朱湘、李金发等持不同流派与风格的作家，也都有作品发表在《小说月报》之上。可见，郑振铎确是把他主持多年的《小说月报》，看作与《文学旬刊》一样，当成让新文学家各献身手，实现新文学百花齐放局面的理想园地的。 三、作品一束——给初期新文学的一个献礼 诗歌是人们感情抒发的产品。没有对生活中喜怒哀乐的强烈感触和表达的愿望，便没有诗歌。新诗的写作也是 如此。郑振铎在新文学领域的创作才华，最早是以写新诗来表现的。1919年，他的第一首发表的新诗《我是少年》[18]，即以强烈的时代进取精神、满含激情的艺术感染力，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郑振铎的好友叶圣陶认为，这首诗“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19]。这诗不但被收入随后公开出版的由“新诗社”主编的《新诗集》，还被配上曲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 1922年初，结晶了郑振铎写于“五四”初期新诗创作的新诗集《雪朝》(系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的八人合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其中共收郑振铎的诗作34首。这些诗作虽都不长，短的只有两三句，却蕴含着作者对当代人生、社会的某种感触、思考与领悟。例如，在《祈祷》、《在电车上》、《有卫兵的车》、《侮辱》、《脆弱之心》、《灰色的兵丁》等诗中，有对社会不公、多行不义富人和特权者行为的愤慨，也有对下层劳动者的深深同情，以及因自感懦弱、自疚而起的某种无奈。在《雁荡山之顶》、《社会》中，表达了人们无法超脱现实而“出世”，在人生这个“大海”中个人很渺小的思想。《夜游三潭印月》、《小鱼》二首，则暗示：不应以一己之欲而打破与自然的和谐。而在《赤子之心——赠圣陶》、《母亲》中，毫不掩饰地赞颂了人性中的真诚一面与无私母爱的可贵。另一篇《鸡——记船中所见》，借鸡的求生本能而感叹其跳海的“英雄”行为；《自由》一首，更明白地指出，现实中难以寻觅的自由，只有在“死之宮”里才能找到，才能“超脱了所有的束缚”。当然，也不可否认，有几首短诗的写作，情调显得有些低沉和悲观：如说人生似“在凄凉的鼓声中”走向墓场(《鼓声》)；如认为只有死方可一切都忘了(《忘了》)方能化解“我”的那颗“空虚的心”(《空虚之心》)；如宣称痛苦在人生中永久，快乐只是一瞬(《痛苦》)．今天看来，郑振铎在新诗中偶而流露的某种消沉情绪，大抵与时代环境的影响有关。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他诗中表达的这种真挚、坦白无饰的思想和情绪。毕竟，他新诗的基调是反抗黑暗，追求光明，顺应时代潮流的。这里可以举他作于同期的一首诗《侮辱》为证：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你的哭声只不过一声声打入我的心里。 他们， 他们强暴的人能听见么?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像你，一样的哭声，一天还不知有多少呢。 从几百几千年来，你们的眼泪已成河了，已成海了。 谁还留意你的弱小的哭声?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现在虽黑暗， 天气终究会清朗的。 黑雾虽弥漫四塞， 只要太阳一来，它们就会散开的。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让我们做太阳， 让我们做太阳光的一线。 只要我们把无数线的太阳光集在一起， 就可以把黑雾散开了。
显然，这是属于“血和泪的文学”的诗作，但其反对黑暗、追求光明的热烈愿望，不很了然吗!除了收入《雪朝》的诗，郑振铎在二十年代前期还写过三四十首新诗，均载于《郑振铎文集》第二卷。所作以触景抒情、因时感怀为主，间有情绪激昂、精神振奋者，或被指为迹近于爱情诗。如《追记秋白、颂华、仲武》、《生命之火燃了》、《智者的成绩》、《悲鸣之鸟》、《死者》、《云与月——寄M》，都应该说是直抒胸臆的好诗。 郑振铎也擅于写散文。现在可见的写于二十年代早期的散文有《欢迎太戈尔》[20]。在该文中，作者曾以十分钦佩和崇敬、高度热情的文字，表达了对这位给予人们“爱、光、安慰与幸福”的印度大诗人欢迎访问中国之意。 一年以后，面对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一手造成的“五卅惨案”，大批无辜同胞血溅南京路的事实，让郑振铎无比震惊与愤怒，他就此而写成的两篇即景式散文：《街血散去后》、《止水的下层》，文风陡然为之一变。前者写大屠杀刚发生后过南京路上的亲历见闻，一面是大队英国巡警如临大敌般的严密戒备，商店闭门，路人惊悚，作者直面血淋淋的现实而无法置信；另一面，仍是一派歌舞昇平、纸醉金迷的景象。后者写从友人得知乡村部分群众对“五卅惨案”无动于衷，甚至发出愚蠢言论，不禁深感毫无反抗意识之民众有如一泓死水，联系历史，愤激地得出中国民众面对外来侵略“大部分是逃避、屈伏”，甘作顺民的结论。对此，我国的志士仁人可能无法接受，但说明提高全民族觉醒力的任务，在当时确实刻不容缓。 郑振铎写于1926年夏天的一组散文计十篇，为《山中通讯》(后改为《山中杂记．前记》)、《避暑会》、《三死》、《月夜之话》、《山中的历日》、《塔山公园》、《蝉与纺织娘》、《苦鸦子》、《不速之客》和《山市》[21]。这是郑振铎在莫干山避暑时首次所写的游记式散文。这批散文，将作者从上海去莫干山沿途及在山上的短期见闻，以抒情轻快的文思，清新自然的笔调，娓娓写来，见闻虽属平常，倒也让人爱读。例如第一篇《山中通讯》记叙上山途中换乘火车、轮船、轿子身受被服务之种种便利，原来是沾光于住居上海等地的一班英美“贵族”因在莫干山避暑而创造的条件，作者由此发出感叹：有关个人与公共福利的事情，也须像这班“洋贵族”那样，对看不惯而需改革的，不依不舍地去要求、申诉，迫使当事者设法改良，甚至自身也参预进去。 对外国人在山上避暑往往喧宾夺主、越俎代庖而收到了效果的做法，在《避暑会》一文中有着生动的描绘。这个由“洋贵族”一手组成的“避暑会”设有董事会，俨然主导着莫干山的管理事务，其威权颇有超越当地政府之势．他们公然发通告决定工匠的工资；他们自行兴建并有效管理诸如游泳池、网球场、会议厅、图书馆、幼儿园等一批公共设施；他们以到处募捐方法解决办事经费问题。对照之下，不能不佩服这班“洋贵族”的“合群力与办事的有条理”，从而反见出我们自己的诸般不如。具有很高爱国热情的郑振铎强烈反对外国侵略，但从不狭隘排外，相反，他从上述见闻中敏锐而正确地看到了外国人某些值得我们仿效的生活方式和办事长处。 在此必须提到的，是另一篇堪称佳作的《蝉与纺织娘》。文中以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异常生动优美的文字，描写了山中夏虫鸣叫的难忘景象，试举一段如下：
那鸣虫的作响，真是不同凡响；如果你曾听见过曼杜令的低奏，你曾听见过一支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见过红楼的重幔中透露出的弦管声，你曾听见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飒飒的松风在足下拂过，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声想像到一二了。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曲，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的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声，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同样地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之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它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
总的说来，郑振铎写于新文学前期的散文不算很多，但其独有的文思、风格和才调，其自如选择题材和表现手法之能力，也就如上所说的大致显示了。 短篇小说的创作，由于要求较完整的故事结构，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注意细节描写，在二十年代前中期涉足于斯的作者并不多，佳作则更少。但这反过来也促使有志于此的作者去努力尝试，去实践。郑振铎便是其中一人。他于初期所写的《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和《失去的兔》五篇[22]，是其收获到的一批成果。从内容和表达的思想看，约可分为三类。《淡漠》一篇写的是“五四”时期一对坚持自由恋爱的青年芝清和文贞，实行同居后感情却日渐淡漠，前景黯淡的故事。表面原因是分居两地，互不沟通形成隔阂，而深层原因还是彼此在人生观、恋爱观上产生分岐，文贞比芝清更片面执着地“相信人生便是恋爱，没有爱便没有人生”。“五四”时期青年一旦持有这种观念，难免不在现实中碰壁。有意思的是，两年后鲁迅的短篇名作《伤逝》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风波》与《书之幸运》两篇，以源自夫妇双方难改的生活癖好，导致风波迭起，摩擦频生为中心写点，分别构思了两个喜剧性的故事。其中，《风波》中主要矛盾制造者是女主角宛眉，她那到了废寝忘食地步的打麻将牌瘾，成了丈夫仲清不快与之发生争吵风波的根源。尽管宛眉一再表示改正，丈夫也一次次原谅，但一切仍维持原状，风波无法平息。而在续篇《书之幸运》中，丈夫仲清因为一再违背与妻子的“协议”，不顾经济力量大肆购买古书而引发不满，成了矛盾的主要方，虽然宛眉暂时妥协，但矛盾并未消解。两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安排紧凑合理，人物心理刻画真实细腻，人物对话也很确切到位。特别是后一篇，颇含有作者经历的影子在内，所以有那样绘声绘色的描写。至于《猫》与《失去的兔》两篇，也较为真实生动地写出了因饲养猫、兔等小动物引发主人公“我”的良心忏悔和憎恶的一切性质“恶劣”的偷盗行为。郑振铎曾说，他不曾写过小说，所写的“不过是小小的故事”[23]。但读者明白，这是自谦之词。郑振铎的这几篇小说，完全达到了同时期小说家发表的作品水平。 郑振铎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当然决不限于本文这一时期所讲的。事实上，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他积极主编过《文学》、《文学季刊》和《文艺复兴》等大型文学刊物，主编过一度令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瞩目的《世界文库》，在编译外国文学作品和创作上也不断有新的成就，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新文学作出了贡献。为此，有理由期待国内的专家学者继续关注、研究，作出应有的分析和肯定性评价。 [1] 载《新学报》第2号， [2] 载《新中国》杂志第2卷第7期、第8期，1920年7月15曰、 [3] 载耿济之译托尔斯泰《艺术论》，1921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4] 载《改造》杂志第3卷第4期， [5] 见《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 [6] 收入阿英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 [7]《文学的定义》，载《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06页。 [8]《文学的使命》，载《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13页。 [9] 见《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31页。[10] 载《郑振铎文集》第4卷。 [11] 载《郑振铎文集》第4卷。 [12] 载《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13] 载《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4] 这几篇短文，均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 [15] 以上两文均收于《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6] 信发表于 [17] 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18] 发表于《新社会》1号，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版《郑振铎选集》上册。 [19] 见叶圣陶《〈郑振铎选集〉序》，载福建人民出版社版《郑振铎选集》。 [20] 原载《小说月报》14卷第九期，1923年出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3卷。 [21] 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以《山中杂记》为书名出版散文集。 [22] 收入《郑振铎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3] 《家庭的故事·自序》，收入《郑振铎选集》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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