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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安/纪海龙 【内容提要】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关 键 词】美英论者/“十七年文学”/思想逻辑 1963年，美国研究新中国文学的学者西里尔·白之在《中国季刊》发文指出，“我们在思考‘他们的’观点前，必须找到能满足‘我们’的观点的‘质点’”[1](P5)。在他那里，“我们”指的是西方，而“他们”则是指社会主义新中国，包括新中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美英解读者正是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的“我们”即西方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这里的“我们”有时是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有时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层面的，有时则是审美观念上的，尽管情形较为复杂，但形成了较稳定的言说维度与思想逻辑。 一 1949-1966年，新中国被美英视为政治上的“他者”，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自然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上异质的“他者”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我们”与“他们”构成了一种矛盾关系，一种展开言说的框架与思想逻辑。这一思想逻辑决定了美英读者将阅读和言说的兴趣集中于“十七年文学”史上那些他们所谓的“异己”文学现象。 美国学者默尔·戈德曼曾专门写过《共产主义中国的异己文学》一书，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遭遇批判的个人作专门论述。总体看来，“十七年文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思潮或运动，如关于俞平伯、冯雪峰、胡风的批判运动，“百花”运动，“反右派”运动，人道主义批判运动，“三家村”现象等，都受到美英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评说。在观察和批评时，他们习惯于将“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同新中国文学政策联系起来，较高地评价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判的个人及其作品，如认为胡风“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而得到尊重”[2](P136)；关于“反右派”运动，他们认为是政府有意为之以使知识分子“绝对顺从于政权领导”[3](P184)。 关于“十七年文学”作品，美英言说者大都将解读重点集中在作品的思想主题上，如农业合作化小说、大跃进诗歌、女性书写、爱情问题等都受到一定关注。而且十分重视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现实情境，试图从中搜集到所需的社会信息，分析“十七年文学”作品所展现的新中国民众的现实情感。例如，C.W.施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运动》一文中，把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性文本进行阐释，试图从中把握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政策和现状。他从林霜1952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新路》中，“看到了合作社低级形态的出现，这一阶段，尽管土地、牲畜被集中在一起，但是农民仍保有它们的所有权，并且相应地获取报酬(后来，农业合作社发展到高级阶段后，他们失去了所有权，并且仅仅按照工作获取报酬)”[4](P196)。在这里，小说阅读和阐释显然成为获取社会信息的重要方式。 “我们”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对立，也使美英论者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大多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误读”本是古今中外文学阅读、言说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文学作为一种空框结构，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空白，主体阅读就是以自己的经验与意识去想象、填补那些空白，而时代性、地域性、个体差异性等决定了不同接受主体的文化先在结构与接受意识不同，所以填补什么、如何填补便千差万别，阅读感受与审美判断难以一致。这种不一致的“误读”现象，正是阅读的魅力所在。在跨文化阅读中，“误读”尤为普遍，因为不同文化之间语言、习俗、文化心理结构更为不同。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立场上，将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政治上异质的“他者”文学，政治因素的主导致使他们的解读在相当的程度上变为了一种政治化误读。他们不去思考中国“十七年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真实的主观倾向，而是从自己的阐释意图出发解读作品，故常常引用作品中某一情节进行孤立的分析，而不考虑作品的整体倾向性，甚至恶意歪曲，借此达到诋毁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目的。如文森·Y.C.石在《老一代作家：狂热者与逃避者》[5]一文中，对沈从文1962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井冈山清晨》、《下山回南昌途中》等几首诗歌作了解读。这几首诗表达的是作者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及社会上新景象的赞美，但作者却从西方政治观念出发，认为这几首诗是讽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又如，理查德·F.S.杨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一文中，引用雷加的《我们的节日》召开技术工作讨论会的情节进行孤立分析，认为它们反映了“工人在面对重建国家巨大任务时的无能……同时还展现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年老有经验与年轻没有经验的工人之间的矛盾”，而艾芜的《百炼成钢》则被认为反映了“技术工人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6](P216)，其解读根本不去思考整部作品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感情，而故意夸大所谓“矛盾”。 西方政治维度上的“我们”审视、言说“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其实是一种政治目的主导下的阅读判断，先在的立场和观点控制了审美感受，或者说政治逻辑取代了审美体验，话语意图左右着言说的倾向性，政治话语表达方式成为文本阅读选择与批评的思想逻辑，解读过程成为表达政治立场的话语活动。 二 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自我文化中心的观念，习惯于以一种权威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审视、言说东方，他们对东方的解读其实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1949-1966年，美英论者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制约下，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西方文化上的异质“他者”，而政治上的冷战思维又同这种文化上的东方主义观念纠缠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他们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评说。 西里尔·白之认为，新中国文学的评价标准是注重“作品的爱国性、教育作用和行为模式”，而西方则是“以作品作为本质和基础”[1](P5)，强调文学自律性和审美效应。其言说无视新中国文学的审美追求，属于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想象性表述，流露出一种西方优于中国的文化心理。“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评价标准固然重视爱国性，重视作品的教育作用，但同样追求艺术审美性。而西方文学标准中同样包含着社会教育性诉求，其言说并非事实的真实反映，而是加入了西方人的主观臆断，流露出西方文学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因此，他们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评价不高，笼统地认为主题透明集中、人物形象单一、缺乏心理描写深度等，有时甚至加以恶意贬损。在言说过程中，他们标举文学艺术的绝对独立性，否认文学的政治功能，由此认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因政治色彩过浓而沦为政治宣传教育的工具。美国学者霍华德·L.保曼在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时说，西方文学是一种“想象力的产物”和创造性的书写活动，而中国文学则已经成为“努力揭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真实问题的文学”，是政党“宣传和教育的工具”[7](P16)，言词中流露出对西方文学浓厚的“自恋”倾向。理查德·F.S.杨认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是“为人民的艺术”，而西方的文学则是一种“精神食粮，它应当像食物一样，产生某种味道”，有一种审美的自我生成能力，由此而指责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味同嚼蜡”[6](P213)。C.W.施则认为新中国“十七年”的农业题材小说“主题集中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人物形象单调，缺乏心理处理”[4](P205)。不过，当谈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因子时，他们的笔锋往往一转，给予较高的评判，如西里尔·白之认为，赵树理的《灵泉洞》是他“读过的最真实的、最激动人心的战争小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利用了旧小说中尽可能多的艺术技巧”来制造悬念[8](P797)。这意味着他看重中国旧文学艺术，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优于新中国文学。无疑，这不单纯是一种审美趣味的问题，现代政治文化观念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美英论者错误地判断了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态度。例如，文森·Y.C.石认为，沈从文建国后的转变是意识形态压力的结果，巴金建国后的狂热则是因为“焦虑他以前与政权之间松散的关系”[5]。又如，默尔·戈德曼对何其芳建国后转变的心理分析，认为何其芳内心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即对执政党的忠诚与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之间的冲突：“他对党的路线的热情支持及对一些作家不断的打击，与他对艺术价值的不懈关心，二者形成了尖锐的冲突。”[9](P248—249)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热爱是真诚的，他们的转变也多是发自内心的。美英研究者之所以会有上述看法，首要方面当然是因为冷战思维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东西方知识分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在西方，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而言较为独立的阶层，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具备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与政治集团关系密切，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影响，普遍存在“入仕”心理，希望“兼济天下”，以至于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超脱或对立关系。上述沈从文、巴金、何其芳等人建国后的转变，无疑是作家们随着时代变化而作出的选择，也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新社会的认同，传统的“入仕”观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化多元化客观存在，由此带来的文化、文学误读是一种正常现象，且往往表现为一种迷人的景象，但问题是美英论者在阅读言说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时流露出一种西方文化优于中国的心理，无视世界文化文学的多元性。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他们的阅读行为，抑制了他们的真实感受，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成为他们解读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判断前提，一种先在的言说逻辑。 三 1949-1966年，美英知识分子还从艺术审美层面上对新中国文学进行了解读，且仍然是在“我们”与“他们”对立的思维逻辑下进行。他们以西方艺术规范为原则，将新中国文学视为审美上的“他者”，只有那些符合西方文化审美标准的才被肯定，与西方文化审美趣味不一致的则被指认为劣质品。 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新批评”方法影响，美英论者大多将文本视为有机整体，以之作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注重文本细读和细节真实，正如上述西里尔·白之所言，西方作家“以作品作为本质和基础”，追求艺术的“质点”。在对文本进行细读、寻找艺术“质点”的过程中，他们确实发现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某些深层内涵。如C.W.施对农业题材小说中爱情主题和女性形象的分析，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运动》一文中，他以赵树理《三里湾》、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为例，分析新中国文学中爱情描写和女性形象较之以前的变化，指出这些小说中存在着爱情及完全意义上的女性形象的失落，目光犀利，分析也很深刻，又如，杜维·佛克玛在《中国的文学教义与苏联的影响》一书中对“大跃进”时期诗歌“超人”观念的论述，认为“大跃进民歌”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思想深处的一种“超人”迷信。他将这种“超人”迷信与古代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进行一种文化学批评，视野开阔，对我们今天深化认识“大跃进民歌”仍不无启发性。 在文本分析时，他们对“十七年文学”中的语言风格及叙事技巧等较感兴趣。西里尔·白之在《艺术的质点》中整体性地研究了中国文学的语言类型，将之划分为传统、国语、普通话三类，指出了每类的代表作家，分析了其语言个性。S.H.陈在《中国共产主义诗歌中的暗喻和诗人意识问题》[10]和《统一中的多样性：诗歌和大跃进》[11]两文中，重点谈到了共产主义诗歌以及“大跃进民歌”的语言特色问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诗歌语言过于直白，缺乏暗喻，而“大跃进民歌”则将一些新出现的词语生硬地放在一起，语词时事政治化。C.W.施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运动》一文中，分析了赵树理的《三里湾》、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等作品中的心理描写问题。这类言说无疑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当然，文本细读过程中，“误读”现象也很普遍。误读分积极误读与消极误读，消极误读会扭曲文本内涵，遮蔽其本来意义，而积极误读则可以丰富文本含义，使文本实现意义增值。例如，恩用相在《毛泽东的诗歌》[12]一文中细读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谈到了每段的主要内容及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且把这首词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比较，视野开阔，分析也基本准确。但是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的理解有误，他将“风流人物”指认为是毛泽东、蒋介石，而从原文语境看则不应该将其理解成具体的个人。不过，这种分析基本上是从学术角度出发的，属于“见仁见智”的不同解释。 但必须指出的是，1949-1966年，美英论者对新中国文学艺术层面上的言说，仍然是受制于“我们”、“他们”对立的思维逻辑。他们只肯定新中国文学中符合西方文化审美标准的部分，不符合的就一概否定。例如，受偏爱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观念影响，这一时期，他们热衷于分析新中国文学对传统技巧、手法的借鉴与继承，并积极肯定这些借鉴与继承。上文所言的西里尔·白之对赵树理《灵泉洞》的赞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利用了旧小说中尽可能多的艺术技巧”以制造悬念。在同一文章中，西里尔·白之还具体分析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对民歌、传统诗歌资源的借鉴，认为《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继承和运用了《水浒传》、《西游记》中的“代替新郎出现”的模式；李奇在《共产主义战争小说》一文中，则详细分析了《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对《水浒传》等传统小说结构、技巧、语言的继承。在他们看来，艺术审美与意识形态是互相冲突的，作家必须从纯粹的艺术角度出发，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正如李奇在上述文章中所言：“文学对作家的要求与作家对意识形态的投入是不相容的。”[13](P148)站在这样一个立足点上，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作家不是凭借自己对生活的深刻了解去写作，而是从执政党政策出发，文学也只是政治概念的图解，里面存在着主题透明、人物形象单一固定等问题，已经沦为宣传、教育的工具，所以艺术价值不值一提。西里尔·白之还说过，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作品“不是让读者提高他的敏感性、加深对生活的理解，而只是提供一种训练，让读者知道在新社会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种评价有失偏颇。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分不开，“十七年文学”中包含着作家们对新中国真诚的热爱，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图景，具有特定的艺术价值。美英研究者的有关论述，恰恰反映了他们在言说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时矛盾对立的思维方式与思想逻辑。 【参考文献】 [1]Cyril Birch, The Particle of Art. The [2]Merle Goldman, 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 The [3]D. W. Fokkema, Literary Doctrine in [4]C. W. Shih, Co-operatives and Communes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5]Vincent Y. C. Shih, Enthusiast and Escapist: 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 [6]Richard F. S. Yang,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7]Howard L. Boorman, The Literary Word of Mao Tse-tung. The [8]Cyril Birch,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Forms. The [9]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10]S. H. Chen, Metaphor and the Conscious in Chinese Poetry under Communism. The [11]S. H. Chen, Multiplicity in Uniformity: Poetr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12]Yong-Sang Ng, 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 The [13]Li Chi, Communist War Stories, The 【作者简介】方长安(1963-)，男，湖北省红安县人，武汉大学 （转自：《河北学刊》(石家庄)2010年3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