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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近年出现的谍战小说，如麦家的《暗算》《解密》和龙一的《潜伏》《借枪》等作品，则塑造了不同于以往模样的英雄——无名英雄，如《暗算》的钱之江和《潜伏》的余则成。这是一群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一群随时准备为信仰献身的共产党人。匿名身份带来的孤独煎熬，与信仰的坚守之间产生的戏剧张力，让这类英雄形象获得了大众的同情和关注。借助谍战之壳，信仰也由此重新获得了令人信任的叙事位置，久违的崇高价值也得以被传达和被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英雄叙事由最初的集体组织行为，发展到了类似自发的社会行为。这符合文学传播的规律，即再独特、深奥、崇高的价值和观念，都得找到容易被大众理解的方式进行传达。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谍战小说和无名英雄引起人们喜欢也就不奇怪了。当人们习惯于从谍战小说中享受智力乐趣和故事快感时，信仰的力量也悄然完成了浸入，这未尝不是一种关于“崇高”写作的迂回战术。 从创业英雄、战争英雄，到悲情英雄、改革英雄，他们的出现基于两个条件，一是一体化的集体社会，文学创作具有高度组织化。二是不断更新的动态的社会环境，需要探索和冒险精神。上述条件一旦分化，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就会变得稀缺。当一体化社会开始向多元化社会转变，特别是进入消费主义的现代社会，先被冲击的就是崇高价值的组织、生产和接受机制。不少以“重大题材”的名义扶持出来的作品，在读者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原来指望引导群众，可群众并不买账。钱之江和余则成们的出现，在多种市场手段如影视剧的推波助澜下，意外地缓解了这种尴尬。源于写作者的个体创作，通过群众对“谍战”的喜闻乐见，不仅实现了对无名英雄的歌颂，还唤起了今天人们对崇高信仰的重新认识，唤起了人们对共产党员党性和纯粹初心的感怀。有计划的文学组织行为没能做到的，在自发的市场行为中实现了，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今天的写作已不止关乎价值，也关乎价值之变现。简言之，成本越高，变现难度越大，投入者就越小。反之，变现概率越大，投入者就越多，“崇高”也会被做成生意。从当前文学创作的情况来看，正面书写崇高已经少人问津，历史观也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写作者的创作冲动。问题在于，当我们这样描述时，我们的视野是否能看到钱之江和余则成。如果看到了，会不会认为这也是我们需要的英雄叙事。同样，当一体化社会生活过渡到多元化的日常生活时，在日常成为精神生活重要症候的今日，文学叙事的日常化能否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民间意义上的“崇高”能否被发现和认同，对我们的文学视野提出了要求。 按照福斯特的理解，不论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由两种生活组成——时间中的生活和由价值衡量的生活。前者只是故事，后者才是小说。被价值衡量的那部分生活，就是个人生活层面的“崇高”，也是潜于民间社会的价值伦理，不仅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现实。个人经验主导的写作时代，真正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对出现眼前的来自时间生活也即日常生活中自有的庄严性视而不见，却缘木求鱼地求一种已经失掉了生长土壤的崇高之花。换言之，在并不宏大也不具备史诗性的当前文学创作中，崇高没有真正被掩埋，只是换了面目，换掉了原来的面具，在日常生活中藏了起来。在正常的平静的时间状态下，没有“革命”的思维和行动侵入或者打断日常生活，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就无从产生。所谓时势造英雄，何谓时势？革命，变革，动荡，不安定。日常生活自有其庄严性，特里·伊格尔顿对此有一个描述——“日常生活的崇高”，体现在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为人等日常的生活实践中。 1997年10月号的《北京文学》上，刘恒发表了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先是被不断转载和选载，获得了不少文学奖项，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话剧和电视剧等。这篇小说就塑造了一个“日常英雄”——城市平民张大民。他隐忍、踏实，充满乐观精神，又能知足常乐，乃至苦中作乐，抖着一口京片子，在与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工作婚姻等庸常生活的“斗争”中，不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这种日常英雄，折射出的是平凡百姓的生活层面和精神缩影。 从这个角度讲，《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形象，也是一种“日常英雄”，他克服困难、主宰自己命运的奋斗之旅，激励了许多青年人与苦难生活搏斗的信念和勇气。当然，他们都不是全民英雄，时代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