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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当代诗歌的困境，首先必须正视诗人对其身份的迷误问题，同时重申“诗之本质”。当代诗之所以困境重重，虽然与一些研究者所言的时代语境、经济模式、新兴媒介、消费文化等外在因素有关，但更与诗人自身的行为有关。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缺少对前辈和同辈诗人最起码的尊重；到了90年代，部分诗人假借市场经济、消费文化之名哀告诗歌“被边缘化”，在呼天抢地中不断降低诗之门槛，滥造了大批媚俗粗鄙之物，还自称“先锋”；2000年以来，新媒介的兴起为诗歌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便捷途径，但部分诗人借机将写作行为转变为“炒诗”表演，噱头是“创新”，实则是创造力衰竭，还有部分则急于建立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而强行拼装出虚胖的“巨无霸”。正是此类诗人制造的众多“诗歌事件”将诗的价值置于可疑之地，让普通读者（包括部分研究者）对当代诗绕道而行。 因而必须重申“诗之本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诗是展开、澄明、确立真理的方式，写诗就是呈现真理在遮蔽与澄明之间的斗争，诗人就是在黑夜的虚无之中“开启一个世界”，以引领人类“还乡”。这个时代，需要诗人去寻找存在的真理以纠正一些弊病，疏导并恢复社会的心理平衡，更需要诗人去陶冶时代的灵魂。 那些真正进行探索的诗人遇到的困境则是，他们从多年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娴熟技艺，也从多年的阅读学习中获得了深刻思想，且怀有对写作真实性的强烈寻求，却很难写出那种抵达灵魂深处的作品。究其原因，是怀有进入世界“强力诗人”行列的极端热切，导致了他们极端注重模仿西方，而轻置了本土资源。对本土资源的不重视又导致了对职责的片面理解。要想突围，必须重新正视本土资源与诗歌活力之关系。 本土资源是诗人存在的根基。绝大多数人的原初生命经验都是从民族的自然环境、地理风物、历史命运、传统文化、日常习俗等生活构成中习得，所以大多数人的感物方式、情感方式、社交行为都带有特定的民族特征。因而，对现代诗歌写作至关重要的个体经验必然内蕴着深刻的本土经验。以两个深受国内读者热爱的诗人为例，可清晰地观察到本土资源对于现代诗歌的价值。在叶芝进入诗坛之前，爱尔兰文学还处在英国文学传统的笼罩之下，叶芝有意避开那个时代风行的唯美之风，而是竭力从本民族资源中吸取最富于想象力和神秘性的英雄传奇、民间神话和民间故事，捕捉凯尔特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精神实质，从而复兴了本民族的叙事模式，创造出具有“差异性”的爱尔兰文学。叶芝之后的希尼同样扎根于爱尔兰的乡村、传统文化的古老世界，以冷静的目光描绘着爱尔兰的日常生活与复杂的历史和冲突，从中挖掘着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并使“历史复活”。叶芝、希尼的诗与他们的祖国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们不仅确立了爱尔兰现代诗歌的“传统”，更拓宽了现代诗的表现领域。 本土资源是创造力的来源。中华民族有着其他民族绝无的宏阔的神话资源、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多民族共生资源等，这为一代代的诗人提供了无尽的创造力，共同筑造了伟大的文学传统。20世纪中国新文学特有的诉求造成了本土资源的被搁置或冷遇，但一旦有人愿意启用便能创造出奇迹。诗人昌耀就是例证。他出生于湖南桃源，人生之初浸染的是湘楚文化；13岁离开家乡，青春期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汉文化中建功立业的宏愿曾经是他的青春梦想；20岁后深入到最原生态的藏民生活中达二十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重返诗坛时，流淌在血液之中的多重文化融汇在一起，包括湘楚之地的浪漫神秘与追求自由的精神、藏地高原辽阔厚重的自然风貌、中国文人建功立业济世报国的士子情怀。他创作的《慈航》及“高原诗系”既铸造出了一个能被看见、被听见、被想象、被敬畏的“西部高原”，也建造了一个“像织丝般熠熠闪光”的诗歌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