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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一个时代的诗歌甚至一切文艺创作，能否取得突破，跟其背后的精神资源的强度与深度、矛盾性与复杂性有重大关系。现今有志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的诗人应有意识地进行资源融汇。目前来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激活我们的本土资源。 这就要加强民族感情，确立民族共同体。首先是因为诗必须以“差异”的方式存在，“差异”表现为诗人的个体差异，在世界文学的整体中则靠民族特质来彰显。此外，对自身民族的灵魂与未来的沉思正是对普遍人性与命运的关切，伟大的诗作是在普遍意义上讲述“人类境况”。不管现代诗人采取多么显著的个人话语或私密经验，其意图必须是把“个体命运”转变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命运”，否则就难以唤起读者身上的力量，更不要说持续的关注与共鸣。而共鸣，是真正独创性的真正基础。 这就要挖掘本土的原型意象。投射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情感的原型意象，是我们认识世界最有力的方式。而诗歌话语在将生活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事物、事态、事件进行不动声色地“主题化”之时，就是开启我们对“原型意义”新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方式。20世纪后，传统的象征意义开始崩溃，但杰出的诗人并未绕开崩溃带来的困境，而是让属己的民族原型变奏出无数的形式、象征和意象，变奏出无数的观点、看法和概念，他们重建了象征的现代性。我们的诗人也必须踏上这一艰难之旅。 这就要恢复和捍卫民族传统的尊严。我们对任何一位诗人的评价都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先将其置于所在的文学传统整体中进行观照，然后将他的民族文学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对比。当代诗人需要不断地训练自己的历史意识和时代嗅觉，多层次地去感知和体会自己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以寻求与诗学传统的相切点，以及与变化着的生活世界的相切点。 （作者：李海英，单位：云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