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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脱离社会的极端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应该被批判，但文学艺术终究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地，无论它最终能达至何等的时代高度，创作者的“自我”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起点与前提。对于批评家来说亦是如此。自我开掘的深度，批评主体的“诚与真”都是展开批评的关键。“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是对批评态度和批评伦理的一种要求。同时，这种“真”对批评家来说，又带有认识论的色彩，即批评如何才能抵达真实。真诚的态度只是根本，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真”，把握“真”，从而才能说真话讲道理。 要把握美学的、艺术的标准，要把握文学的真，这需要一种专业精神，需要回到文学本身。自然，“何谓文学本身”并非不证自明，尤其是在历经“理论”的洗礼之后。蔡翔曾指出，“回到文学本身”是“纯文学”概念的衍生物，事实上，并没有自在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学本身”，“正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所不在’，使得文学事实上无法非意识形态化，相反，如果有‘文学本身’，那么，这种所谓‘文学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场合’”。而我所谓“重回文学本身”是指，批评家在破解了“纯文学”的迷信之后，在以多学科的视野与理论把握历史的真、现实的真之后，仍然要力图回到“文学的真”的层面。“文艺批评家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做到‘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要分清“好的”和“烂的”苹果，我们必得先回到那只苹果，直面那只苹果。 “自我”是连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枢纽，故而，文学批评在我看来就是要兼顾“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脉优良传统。然而，知人何其难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人的个性一样，很多时候很难在“好”与“坏”的层面去简单评判，而是需要尽力把握并理解其丰富性。所以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丰富的而非简单粗暴的；它应该是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评判。向文艺创作高峰攀登的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作家也许只有在诸多批评家所形成的整体评判和批评氛围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未来的方向感。批评家不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他必须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面对并尊重文本的真。同时，在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时代，如何认识历史的真、现实的真、人性的真与文学的真，也考验着批评家的能力。在“知人”与“论世”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辩证的互动关系：通过理解作家作品去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或者，通过了解我们的时代状况去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对同时代的批评来说，知人论世尤其不可或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等都提供了知人论世的绝佳范例。 孟子与“知人论世”相关的观点是“以意逆志”。“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所谓“诗言志”，“志”在朱自清看来是为“志向怀抱”；周作人则呼应晚明以来的主情论，将“志”等同于“情”：“本来诗是言志的东西，虽然也可用以叙事和说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进而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学的传统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抒情的传统’。”以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文学批评，自然也在这样一个“抒情传统”里面。最极端的例子，或可举出李贽、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当我使用“自我抒情”描述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所看重的是作为写作的批评所凸显的批评家的自我，他或者表达志向，或者抒发情感。正如李健吾所言，文学批评是心性的交流与灵魂的冒险，是两个“自我”的遭遇。批评家从作家的个性世界中所获多少，取决于他的灵魂深度，他的个性完善与丰富程度，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上。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批评家的工作，既像是为作家画像，也像是为自我画像。他借批评所抒发的那个自我，并不是什么天然自成之物，同样来自长久的自我凝视与反省之后的创造。如何绕过坚强的防卫直抵自我深处，特里林在演讲集《诚与真》中指出，“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会发现，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状态的。” 艾青的名言“抒情是一种饱含水分的植物”，尤其触动我这样的植物爱好者。沈从文说：“事功可以为学，有情则难知。”在他看来，成熟的书写“不仅仅是积学而来”，而“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即必须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体会，深挚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在上世纪80年代，不少批评家都是这样的“自我抒情者”，“他们的写作冲动常常不只是来自对作家作品本身的兴趣，而更源发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王晓明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抒情者的危机。他还借对赵园的新著《艰难的选择》的评论，在所谓学术性和抒情性之间做出“更为艰难的选择”：“契诃夫说得好，上帝给了我什么样的嗓子，我就用什么样的嗓子叫唤……既然历史已经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它套上一件思辨的外衣？要照我说来，抛开所有那些冰冷冷的面具，更深地沉入自己的情感世界，放手抒写那份独特的人生体验，这才是你赵园的生命价值所在呢！”他对赵园的勉励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警醒与鞭策：“赵园，你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声音吧！你是一个抒情者，而不是什么学问家；即使被别人认作异端，也不要泯灭了内心的激情；即使你现在还不愿过于恣肆，那也请时刻记住，千万不要让书斋把你诱进去，你的世界不在那里面！” 回顾近现代以来，从王国维、鲁迅、李健吾、沈从文等人的文学批评，到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无不兼顾“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在“理论之后”的年代，当我们“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又抑或“不忘初心”捡拾传统的时候，从中或亦有所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