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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开掘的深度，批评主体的“诚与真”都是展开批评的关键。“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是对批评态度和批评伦理的一种要求。同时，这种“真”对批评家来说，又带有认识论的色彩，即批评如何才能抵达真实。真诚的态度只是根本，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真”，把握“真”，从而才能说真话讲道理。 批评家在破解了“纯文学”的迷信之后，在以多学科的视野与理论把握历史的真、现实的真之后，仍然要力图回到“文学的真”的层面。 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丰富的而非简单粗暴的；它应该是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评判。向文艺创作高峰攀登的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作家也许只有在诸多批评家所形成的整体评判和批评氛围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未来的方向感。 在一个文学的宏大叙事日益终结的时代，文学也逐渐成为一项个人的事业。一方面，传统文学早已失去轰动效应，其社会功能在不断弱化，“熏浸刺提”“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或消散，或转移。而另一方面，“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个被先贤们宣告“已经过去了”的陈腐价值，又魂兮归来，与“言志”“载道”等“高大上”的文学传统一起，面无愧色地宣告自身的合法性；尤其是以欲望作为驱动机制的网络文学不仅迅速占领市场，收割读者，而且毫不掩饰想进一步登堂入室“主流化”的野心。如果说网络文学的风靡还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大众消费文化一统江湖，则刷新了西方学者对于人类的认知：“我们终于承认人类的生存与真理、理性有关，但至少与幻想、欲望有关”，“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于是文化研究兴起，文化理论盛行。然而，在《理论之后》这本书的开篇，伊格尔顿即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 在中国批评界，我们同样处于一个西方理论狂欢之后的疲乏与怅惘的状态，想要凭借一两件理论批评利器行走天下无往不利，再没有这样便当的事了。在所谓“理论之后”的年代，文学批评的难度无疑增大了——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理论之前”的“天真时代”，理论的反省使我们不再认为文学艺术的阐释只有一种所谓正确的方式，诠释的多样性和意义的可流动性被保留了下来；同时，诸种理论也无不在诉说着作者地位的去中心化，也就是文学艺术生产过程的复杂性。 今天文学的多样化、多元化格局无疑也在增大批评的难度。在陈晓明看来，“当今的多样性或多元化，它是根源于感性分配经验，亦即不同的人群，特别是不同代际的人群，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感性经验，他们各自有自身的感性欲求，而不是文学欲求。文学欲求只能被感性欲求所决定，它反映感性欲求的要求。这并非只是做思辨哲学的区别，而是非常现实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势下，想要建立一个“全国通行”的批评标准，看起来几乎不再可能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说，每一个个体的感性经验被凸显了，需要批评家严肃以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