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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典，是由历史为其背书的 对于一个真正有思想能力和发现能力的人来说，所有的经典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经典。只有思维能力孱弱，缺乏足够想象力的人，才会把 《论语》 或 《史记》 看作是过去时代的书。 经典一定是人们常读常新的书，或者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当然，这也需要读者是一个有思想、有发现能力的人。 任何经典，总是活在当下，总是与一切时代同在，回答每一个它的读者所处时代必然会提出的问题，无论它们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对于一个真正有思想能力和发现能力的人来说，所有的经典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经典。只有思维能力孱弱，缺乏足够想象力的人，才会把 《论语》 或 《史记》 看作是过去时代的书。也没有一个好学深思者，会认为荷马史诗表达的只是虚构希腊神话，而不是复杂的人类经验。没有一个真正用思想读书的人，会认为先秦思想家或古希腊哲学家只属于先秦和古希腊，而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经典与一般著作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不是单纯的书，而是人类经验不可分割的基本组成部分，与之一起生活、成长。另一方面，阅读经典是人类成长的基本方式，人类每次总是带着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去阅读经典，经典也因而每次都会展现出新的深度和广度。这也就是为什么释义学必然是阅读经典的基本方法论。每次在经典中看到的都是他第一次阅读经典时看到的东西的人，一定是没有思想活力和生命活力的读者。经典是意义的渊薮，是思想取之不尽的源泉。朱熹倾几十年之力于 《四书集注》，原因即在于此。经典是无法一览无余的，它随着我们的理解力和领悟力以及我们的问题意识的提高而愈益精深博大，不可方物。 伽达默尔在 《真理与方法》 中根据柯林伍德在其 《自传》 中提出的问题逻辑，论述了他自己的释义学的问答逻辑的思想。大意是柯林伍德认为，理解一个文本首先要理解它所要回答的问题;而他认为，理解文本的首要前提是我们先向它提出问题，然后将文本视为对我们问题的回答。“因为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文本的意义是无穷尽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文本因而获得新的意义。这样的问答逻辑主观主义的意味是很明显的，它强调的是读者的主动性———文本似乎只能通过被动回答读者或解释者所提的问题，而产生它的意义，却没有看到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对读者的引导作用。读者不可能随便提问，他的问题也不可能不围绕着文本提出。作为经典的文本更是对读者有重要的引领之功，它们会将读者引领到一个全新的问题领域和意义领域。即使是对经典提出批判性问题的读者，也必须首先理解了文本的特殊意义，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相关问题。一个对 《纯粹理性批判》 的基本意义毫无理解的人，即完全未被它引入特殊的意义领域和问题领域的人，是不可能提出它可以是其问题的。我们当然会，也应该向经典提出问题，但这样的提问一定以我们被经典引领向新的理解和发现为前提。 严格说来，并不是所有文本的意义都是永无穷尽、永不枯竭的。只有经典文本，其意义才是永无穷尽、永不枯竭的。一本地理教科书，它的意义是有限的，是不能与 《中庸》 这样的经典相提并论的。因为前者并不能成为人类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并不随着人类存在而成长，而是永远定格在某个时代的人类知识系统的某一点上。经典则不然，它们融入了人类历史经验，随着人类的存在而不断成长。它们引领人类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被人类的历史经验不断丰富，它们的意义因此而不断涌现。“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所以，经典是由历史背书的。 也因为如此，任何对经典的二手注释、评论、诠释，都无法替代对经典本身的研读。众多关于经典的二手著作与经典本身相比只有次要的意义，也证明经典本身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是决定性的。经典本身是泉眼，由种种解释得来的意义只是从中产生的泉水。泉眼及其生长机制产生了泉水，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诠释造成了泉眼，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此外，诠释不总是合理的，但不合理的诠释丝毫不会影响经典本身的地位。经典存在于解释之中，但解释并不等于经典，就像泉水不等于泉本身。任何诠释和阐释都是在经典本身的问题刺激下产生的，在此意义上，单纯的注释还算不上完全意义的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