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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始终面向动态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 理论的生命来自现实。是否对现实具有阐释效力，是判定一种理论有效与否的根本准则。这对致力于强调不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更是如此。马克思曾经断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从发展的角度看，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于二十世纪初逐渐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最终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就在于马克思主义通过不断地面对当时的“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现实”，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即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抵御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现代国家建设。就像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时所说：“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由此，毛泽东同志总结得到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抛开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要始终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中国现实，而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下呈现出了不同的话语体系和阐释方法。近代以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提供了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来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逐渐失去了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话语随之根据新的社会现实条件，实现了从“革命”到“建设”话语的转换。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这一新的历史阶段，面对这一新的时代条件和现实状况，许多曾经适应于革命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概念、范畴、命题已经过时，那种曾经盛行的匍匐在经典之下的经学阐释方法必须放弃。新的状况迫切需要在既不违原典精神、又能体现传承创新精神的前提下，创生、形成一批符合当今时代之现实需求、具有思想深度与理论内涵的话语系统和阐释方法。也就是说，当前，马克思主义要继续获得蓬勃的生命活力，唯一的出路是不断正视和面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努力将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文艺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此处，“中国经验”的提法，本身即意味着我国在现实层面还处于探索发展的过程之中，在理论层面尚没有上升到哲学高度，尚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自觉地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仍然当成是当前学科性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不能仅仅依靠学术史的撰写，也不能单纯存在于对理论的推演之中，而必须化入中国当代文艺文化的具体实践之中，在具体介入当代文艺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从具体的文学文化现象中提炼和生发。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见证中国的现实，向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现实、文学艺术现实充分敞开，在关注现实的过程中，强化与当代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意识，呼应时代主题，在研究中增强对于现实中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现象的介入、反思和批判。由此，始终直接面向中国经验进行哲学层面的提炼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提问方式转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其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和内容，这不仅是当下思想文化建设、文艺理论批评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阐释有效性和现实发言权的必然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