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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话语理论是伴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着力于研究言语交流活动中话语现象的理论。这一理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重大进展,并形成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如俄国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英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美国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法国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合法话语理论等。话语理论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现为从传统的文学语言研究开始向文学话语研究转变。 文学研究的外部转向 从研究对象看,以往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研究作品文本的语言,属于所谓“文学内部研究”的范畴;而文学话语研究则主要研究文学交际活动中各交际主体间关系以及各种话语形态,属于所谓“文学外部研究”的范畴。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学语言研究只是瞄准“显在的”作品文本语言,甚至将文学的本体归结为文本语言,是一种“文本中心主义”;而文学话语研究不仅关注“显在的”文本语言,也关注所有参与文学交际的主体(包括作品的作者,作品中故事的叙述人和各色人物,作品的传播者、阅读者和各种评论者、研究者等)说出的所有话语,尽管其中有些话语是以“潜在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如外在于作品的作者话语、一般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评价等),因为文学话语研究将文学活动本质上看作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因此,近些年出现的从传统的文学语言研究到文学话语研究的转变,绝不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从“语言”到“话语”的用语的转变,而是一种实质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转变。如果仅仅从用语上理解这一转变,就必然导致对“话语”一词的误用和滥用,目前这种误用和滥用已经屡见不鲜。 此外,从理论来源看,传统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借鉴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而文学话语研究则主要借鉴后现代的话语理论。在诸多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之中,对文学话语研究最具借鉴意义的当首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因为巴赫金的这一理论最初就是在研究文学话语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石 早在1929年,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中就勾画出了他的对话理论的雏形。他指出,陀氏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通过“创造了一个复调世界”而突破了“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这正是陀氏小说创作取得的最高成就。由此,巴赫金又从小说话语研究上升到一般话语研究,并将他的一般话语理论称之为“超语言学”。他说,“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也就是包括索绪尔语言学在内的传统语言学“排除掉”的“语言交际”的方面。巴赫金认为,正是这个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恰好具有头等的意义”,必须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概括地说,巴赫金主张的这种超语言学话语理论对文学话语研究有以下几点贡献:其一是他的话语理论不仅有坚实的文学话语研究的基础,同时还蕴含着深厚的语言哲学的内涵。他将他的话语研究与人的整个生活领域直接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认为人的全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本质上都是交际活动,都是对语言的使用和“表述”,都体现着“话语”的存在方式,“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与语言的使用相关联”,“语言是通过具体的表述进入生活,生活则是通过具体的表述进入语言” (同上)。在巴赫金那里,人的生活实践和言语交际及其话语活动是三位一体的,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其二,既然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是在人类交际的图景上解说话语现象,就必然要突出话语的社会性,因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言语体裁”的概念。巴赫金认为,每一话语虽总是由某个人说出,但一个个体在特定的语境中说出什么以及怎样说出,则是由某种或强或弱的社会规约决定的。他说,“每一单个的表述,无疑是个人的,但使用语言的每一领域都锤炼出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我们称之为言语体裁”,“说者所面对的不仅是它必须遵循的全民语言形式(词汇和语法系统),而且还有他必须遵循的表述形式,即言语体裁”,但是“人们可能觉得,言语体裁彼此是那么不同,以致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角度来研究它们”,“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言语体裁的整个问题从未真正提出过”,因而“研究表述的本质以及人类活动不同领域中表述体裁的多样性”,也就是研究话语的各种形态和类型,就成为巴赫金话语理论的重要内容(同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