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纠偏路径 新时期如是混乱芜杂、泥沙俱下的“后现代”诗歌景观，自然会引起一些忠实维护诗歌、真切关爱诗歌的写作者和批评家的反思、批判。在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话语实践中，诗歌写作与真理有着非此不可的联系、与意义有着水乳交融的统一。既然重提“价值”、“真理”、“意义”等现代性指标，他们无疑是要把脱缰的诗歌之马拉回到现代主义诗歌的疆域中去。不过，对于接受过后现代主义诗歌洗礼的他们来说，也并非要将后现代主义精神从诗歌写作中彻底清除，而是主张吸纳、化约其中的合理成分、有效因子，从而让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原则、手法结盟，联姻打造出具有综合审美特质的诗歌产品。 在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审美特质综合起来的诗歌写作中，诗歌写作者首先“救活”了那个“已死的作者”。这种有“我”的诗篇，不仅“记录”的是“我”的现实生活，而且其中有“我”在“研究”“我”的现实生活；同时，“我”用以批判、反思、质疑、对抗——“研究”——现实生活的根据和标准是诸如人性、生命、精神、灵魂、良知、价值、意义等现代主义哲学命题。其次，诗篇中的“现实”不再是琼楼玉宇、空中亭台中的形而上生活，而是人间烟火、世俗人生。这类诗篇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正是由于其所吸纳的是日常性、凡俗性的“生活”。在新时期这类诗歌写作中，现代性的思想意识、观念认知与后现代性的生活图景、人物世象的交织缠绕、融会贯通，或者说用现代性的眼光查看、现代性的思维评判后现代性的生活、人物，促成、催生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综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诗歌创作拉回到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之中。 “神性写作”是纯度较高、合格率也较高的现代主义诗歌，而“口语写作”则是较为标准、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新时期的一些诗歌写作者则将两者综合起来，成为既非绝对的现代主义也非严格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性化写作”。在“人性化写作”中，一方面，在思想和精神内容上普遍增强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凡俗人生的外在敞开和内在感受，同时对其加以现代性的审视、反思；另一方面，在表意策略上采取口语化、反意象等。新时期的部分诗歌作者，对一度变异、扭曲了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加以纠偏，“加入生命的人格、良知、心地、品质和当下的人文关怀，以及蛰伏于生命中未被惊醒的神性”（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见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即是对“人性化写作”的有效实践和对文学创作中人民性立场的坚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