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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中，柳洲、云间、阳羡、浙西四大词派尤为令人瞩目。他们或率先揭开词坛中兴之盛的序幕，或成为推进中兴之盛的主力，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转变，主导词坛转型。 柳洲词派孕育于万历末，在词风上率先揭开中兴序幕。刻于崇祯八年与九年的王屋、钱继章、吴熙、曹尔堪四人《词笺》，以及同里词人钱继登、曹勋、魏学濂、陈龙正等为《词笺》所作序文，体现了以王屋为领袖的前期柳洲词派所拥有的词学主张与相对统一的创作风格。在词学主张上，他们从创作主体出发，推尊词体的诗化功能，属于创作主体论；在创作上，他们重启了始于苏轼而盛于南宋的“变调”，形成了以“清”为特征的闲澹秀脱的词风。柳洲词派的后期领袖曹尔堪入清后，通过主导“同人”唱和，给自己原有的“变调”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变调”在清初的衍生与发展推波助澜。 刊于崇祯十年的《幽兰草》，与刻于顺治五年的《倡和诗余》，均为云间诸子在唱和中博弈竞技的产物。云间词派以陈子龙为领袖、以几社为组织、以唱和为纽带，理论主张以“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的“寄托说”，旨在推尊词“别是一家”的体性为特征，属于词的本体论。其中，《幽兰草》在回归五代北宋的“本色”中，形成了“言内言外，神韵各足”的审美意境，为十余年后的《倡和诗余》寄托大“用意”打下了基础，在柳洲词派重启的诗化“变调”外，重振风雅“正声”。康熙前期顾贞观、纳兰性德等“性灵”词人，将风雅“正声”推向高峰。 汇结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创作风格与成就的词选，是刊刻于康熙十七年的《荆溪词初集》。该集在选域上，“正声”与“变调”兼具并举，体现了阳羡词人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的创作风貌，集中展示了阳羡词人共同遵循的极具包容性和开拓性的词学主张。该主张决定了阳羡词派在艺术风格上兼备众体而非独尊一体。而其建立在创作主体基础之上的“尊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词学理论，并非无复依傍，而是渊源有自。从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观之，其“正声”与云间词派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变调”则是对柳洲词派的开拓与发展，并将其推向高峰。 浙西词派的宗主朱彝尊及其传人李良年、李符为第二代梅里词人。明天启至清康熙初年，梅里词人群“人各一家”，无流派意识，朱彝尊的前期创作深受其影响。在后来融汇浙西群彦的过程中，朱彝尊却改变了先前不主一家的多元格局，趋向唯南宋“醇雅派”词人姜夔、张炎是尊的单一逼仄之路，标志是康熙十八年《词综》的问世；张炎等人的《乐府补题》则又为朱彝尊倡导浙派词学主张，提供了理想的范本。康熙十八年前后由李良年、朱彝尊在京师先后发起的“拟《补题》唱和”，是浙派践行其词学主张的重大活动，参与这一活动的有不少为非浙西词人，表明咏物体格，取径姜、张，崇尚醇雅，是顺应时代精神需求的一种审美选择。浙西词派顺应了新的审美趋向，率先引领词坛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