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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跨民族连带”的现实基础。在学者汪晖的论文《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中，他将“区域”作为思考的起点。他认为，“区域”既不同于民族国家，又不同于族群，包含独特的混杂性、流动性和整合性。经由“区域”的框架，我们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知识范型，转向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制度建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意味着，当一定地理空间内的所有族群都“混居”，那么生活、文化、社群就不可避免会相互影响。当各民族分享生活与生产资源，日常生活的接触就促进了民族情感的沟通、交流与融合，产生“跨民族连带”。 “跨民族连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体现则是“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中国是一个复合系统的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宗教、文化，但他们都整合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框架之内。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复合系统，中国文学包含了多元的语言、诗学和传统，构成了内部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主体、不同文化板块、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交汇融通，构成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张力结构。“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的概念，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学中融合性与独特性的辩证。 如果说“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展示的是横向的空间线索，那么“历史重层的当代镜像”就提供了纵向的时间线索。如何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语言、文学、象征、宗教、历史）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资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近现代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同样为各族人民共同情感的凝聚提供了重要精神资源。 同时，“跨民族连带”也导致了“协商的汉语”和“混血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有大量使用母语或双语创作的作家，这就涉及到汉语使用与文化翻译的问题。一方面，汉语是作为国家意义上的公共语言，它可以跨越民族的界限为各个民族作家所使用。另一方面，汉语会在跨民族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变形，成为“协商的汉语”和“混血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视多民族母语文学对汉语的贡献。对于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在使用汉语时，他们会将母语思维带入汉语的语言中，让传统的母语书写文学、民间口头文化滋养作家文学。这种跨语际、跨族际、跨体系的多重转化无疑能为汉语带来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审美新质。总体而言，“混血的文学”是多民族国家内部充满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的文学生态的表现，相对于均质、单一、刻板的民族国家文学，“混血的文学”更具发展潜力。 恰如学者刘大先所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未来发展的路径之一是“走向情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将之导向这一路径，诸如民族认同之类的议题其实更适合放在“情感”层面进行考察。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政治原因，往往也呈现为更加感性化的情感形式。就此而言，情感研究为少数民族文学开拓了新的论述空间，体现了新的研究可能性。确实，较之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无论是“国民情感”，还是“跨民族连带”，都属于日常生活和微观政治的范畴，然而这些诉诸软性诉求的主体发声却未必是旁枝末节或无关紧要。就国家的整合和“大和解”而言，“国民情感”和“跨民族连带”未尝不是进行情感、伦理与政治重构的有效途径。 总之，从古到今，中国经历了艰难的现代转型，文学作为情感的符号表征参与了国家的建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一样折射了巨变时代的斑驳心影和历史转圜的情感结构。“跨民族连带”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学情感研究的基础上，“国民情感”是个体与国家、民族与民族、自我与他者沟通的情感桥梁。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作为感性共识的“命运共同体”，夯实了多民族国家的情感基础，重构了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