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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一方面是不断走向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理性化与科层制，另一方面是情感的塑造与伦理的重构。面对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理解甚至比理性分析更加重要，因为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文学并不是用简单的工具理性就可以解决，而是更多涉及情感和无意识领域。 我们不妨从2012年上映的电影《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谈起。在这部电影中，来自印度的导演米拉·奈尔呈现了“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图景与情感结构。出身巴基斯坦没落贵族家庭的男主人公成吉思曾经努力追逐“美国梦”。他一路打拼，战绩辉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曼哈顿金融公司工作，和美国白人富家女恋爱，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上层的商业精英分子。但是，这场顺风顺水的“美国梦”却被“9·11事件”无情摧毁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承受着周围美国人异样的眼光，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的肤色和信仰成为怀疑焦点。与此同时，他的自我认知也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这一切使他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于是他回到故乡巴基斯坦。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暴露今日世界问题和症候的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9·11事件”不仅凸显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冲突，还使美国内部原本潜藏的族群问题暴露出来。就成吉思的故事而言，他的命运从走下飞机，接受全身检查的那刻起就发生了改变。伴随这种不信任的，是情感交流的困境和族群连带感的缺失。 所有这一切，给理性和情感带来了双重的危机。电影里描述的“后9·11时代”的美国社会，固然从理性上可以接受成吉思，但出于恐惧和安全的考量，他们还是对成吉思产生了退避心理——理性上固然会坚守族群平等与“政治正确”，但从情感角度来说，族群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下意识的情绪反应。 这告诉我们，解决族群问题、民族问题，不仅需要理性的观念，还需要情感上的认同。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形成了和谐的民族关系。但我们需要不断加强情感上的认同，以促进各民族人民在情感上进一步团结起来。 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言，“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强调理性层面的身份认同、国族想象、知识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但情感上的关怀同样不可忽略。“国民情感”是在多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超越单一民族、作为现代国民的共同体情感。“国民情感”的生成，则来自多民族国家框架内的跨民族交往与跨民族连带。在这里，“跨民族连带”指的是作为多民族国家中的国民，尽管各民族民众之间的生活习俗、精神信仰、文化记忆不同，但是在历史发展与地缘交汇中，他们彼此共生、彼此缠绕，产生了根脉相连的家族谱系般的情感羁绊，结成了基于感性共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则是表征这种“连带”的最佳载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