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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闲话休说，言归正传。这里我想重点强调的是，当下小说创作仍需强化“典型论”，而不是有意淡化或弱化。原因有三：一是满篇迷迷糊糊、莫衷一是的个案“文化”样本，铭写与记忆的其实不是“身份危机”或者别的什么危机，而是使身份产生危机或使别的什么确定性产生动摇的渊薮。申明一点，此处的确定性不是宗法秩序乃至宗教群体的灵异体验，而是个体从传统社会“脱域”之后，“再嵌入”现代社会时所必备的人的现代性诉求。作为一种强烈的意愿，现代性诉求在我们这里不是“过剩”了，该“反”了，而是严重不足。切莫把吉登斯、贝克等社会学家基于民主文化内部全面展开的“第二现代性”现实依据，针对“第一现代性”提出的“现代性的危机”概念，张冠李戴拿来解释我们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因现代社会机制缺席而产生的特殊价值错乱问题。二是人人都有“内在性体验”，“内在性”实际成了某种神神叨叨、疯疯癫癫面向道山的邪幻知识生产，它也就不具备基本的世俗性特征了，充其量是一些世俗生活之上的浮游物——离成为个体还远着呢。三是如此打造的千人一面的“个体”，其稳定性极差，盖因没有共同体的思想支持，一旦遭遇近焦距镜头，将会全线崩溃。《三体》《北京折叠》一类作品的不时出现，其冲击力之大，已经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下面我稍微纠缠几句，举几个正面例子来略说一下今天“典型论”仍需强化的理由。 小说《白鹿原》中有个田小娥，电影《白鹿原》中也有个田小娥，当然是同一个人物。但有了电影，此田小娥已非彼田小娥了。电影中的小娥，虽然也很计较进不进祠堂的事，可是她的身体一旦被利用和消费，连她自己也都不见得意识到祠堂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小说则不大一样，田小娥与祠堂、白嘉轩与白鹿原，是棍棒都打不散的一个连体。没有祠堂，就没有田小娥命运；没有白氏家族，也就没有此时此刻的白嘉轩。田小娥、白嘉轩的思想魅力，全仰赖于祠堂与白鹿原这个典型环境，反之亦然。高加林、刘巧珍或孙少安、孙少平分别是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内在性不比当下小说中的内在性差多少，但为什么人们每遭遇现实就能想起他们，而且这种联想又不是搞笑化、小品化了的所谓“屌丝”“草根”所能涵盖？就是因为前者能牵动一时代整体性的社会巨变和巨变中普遍个体的遭遇，而后者只寄存在社会分层中的某一层，是文学类型化的一个产物，它本身没有蕴含饱满的能撕裂社会结构的能量，即是说按照作家叙事的个人化经验，它们只是一个内心世界需要关注且主体性缺失的存在者而已。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潮而来的人物，当然各色各样，名见经传的也不乏数量，可是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也不多。在这不多的人物画廊中，我想，涂自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肯定算一个。涂自强如果还健在，今天也不过中年的样子。今天时代一个底层社会的中年人，活得如此艰难而无助，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丰沛的内在性体验非但没能如期帮助他渡过一次次难关，反而他好像最终也栽倒在内在性上了。而这一点，从文学的情感感染力看，好像是文学的初次发现，其实不然，优秀的社会学早以故事化形式完成了。只不过，方方通过涂自强这个典型符号，再度强化了社会断裂的严重后果，它呈现了社会学所不能呈现的文化政治真相，涂自强一生重要的生命流程，缺失的就是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机制，他意义世界的最终坍塌，也基本缘于此。这一角度，方方的“批判现实主义”这一“典型论”，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脉贯通的。阿Q如此，祥林嫂如此，孔乙己如此，倪吾诚（《活动变人形》，王蒙）、庄之蝶（《废都》，贾平凹）、曾本之（《蟠虺》，刘醒龙）、带灯（《带灯》，贾平凹）、茅枝婆（《受活》，阎连科）、马垃（《人境》，刘继明）、村长（《上庄记》，季栋梁）、卓尔婉与丁香婵（《越秀峰》，升玄）等等，亦复如此。如果首先建立不起它们存在的典型环境——孟官屯、西京城、曾侯乙尊盘（器物）、樱镇、受活村、河口镇、某医学院与医院，这些人物连同他们携带着的思想观念，均无从谈起。“70后”李浩《父亲简史》与徐则臣《耶路撒冷》等，之所以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关注，是因为“正确”的历史已历经现实主义、新写实、新历史主义、日常生活等洗劫，要坐实父辈及祖辈的苦难史，个人经验已经十分不够，《父亲简史》变换的多样叙事手段，一言以蔽之，不就是为了研究“正确”之所以一直统摄“70后”一代大脑的“知识考古”吗？这是把知识作为典型来叙事的另一新颖典型论。同样，《耶路撒冷》的经验恐怕不是作者写了理想与拯救，而是用一篇中心人物事件加一篇专栏文章的1+1结构，如此既便于直陈核心事实，又可广泛勾连社会背景，在处理现实生活的经验时，拥有了认知的跨度。“70后”的个人经验，融入到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刘醒龙、阎连科、刘继明等人的思想方向中去，构成了有效的“接着说”。从最初的社会分层，到今天的阶层固化，这一批文学人物的执著与动摇、恍惚与确定、无奈与洒脱、轻信与迷乱、狂热与理智，无不铭刻着我们置身其中社会内层的纹路，它是整体的、普遍的，却又是局部的、偶然的。总之，社会结构对个体的作用力，最终才形成了如此个体，而不是相反。人作为目的来表现，而不是作为文化手段，这是今天社会人们对文学的根本需要，也是“典型论”最擅长的语境规定性所决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