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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人物”最先出自文学领域，后来扩展到了艺术的各个领域，是艺术创作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创作方式。“典型人物”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凝结了历代先贤大智的结晶，像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黑格尔、歌德等对艺术中“典型”的探索，对这一艺术思想的符号化，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谱系性贡献。当然，人们公认并熟知的“典型论”的创始人、奠基者则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一文中，恩格斯首次提出了这一艺术概念，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一般的典型人物都是孕育在典型环境当中的，而不是剥离后独自存在的。 小说等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具有(有代表性的人物)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指那些具有鲜明特点的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社会生活的普遍性，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和本质方面的人物形象。典型人物性格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表现为非常复杂的状况，究竟哪种性格成分会成为人物的共性，一方面受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作家创作意图的影响，只有直接体现着时代的特色和要求，又引起作者特别注意，并被用以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的性格成分，才能成为典型性格中反映某些社会本质的东西。因此，典型人物的共性一般都带有阶级性，而且带有某一时代、民族、地域、阶层的人物所共有的属性。 在世界文学史上，一提起“典型论”，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联想到鲁迅名著《阿Q正传》中的阿Q，它便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中麻木人群中的典型人物；也会不约而同勾连起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因为其名著《人间喜剧》中创造了葛朗台，它即是真实反映1818-1848年的历史发展中法国的典型人物，如此等等。 一 可是，现在，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世界的归世界，甚至鲁迅的归鲁迅，巴尔扎克的归巴尔扎克，而我们——好像完全不需要这些，我们只需要“文化”。这是我看到的最刺耳的一种理论叫嚣，当然也是最有害的一种思想观点。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他们并不去费心思阐释，他们只在乎莫衷一是的“身份危机”；甚至什么是真正的危机，他们也无暇眷顾，他们只在意一个自说自话的个体怎么能利用别人并把别人如何变成梯子的所谓苦衷。也就是说，本来养了一缸鱼，看着其中的一条奄奄一息，不去测试鱼缸里的水质、鱼食、空气等是否有问题，而是一把抓起鱼，面壁思过，拷问鱼的心灵世界是否出了问题。也如同某些诗写石头，观看或体验的方式方法倒不少，隐喻、转喻、借喻、短句、截句、一次性喷发等等，可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却既感受不到所写的是石头，也无法体悟写石头的人的存在。 我不太清楚我们是什么时候什么语境什么价值，以及在什么样的理论批评家蛊惑下开始钟情“内在性体验”的，我只知道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是这么说的，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观念或感情考虑为“内在于”我们之中，而把这些精神状态所关联的世界上的客体当成“外在的”。或许我们还将我们的能力或潜能视为“内在的”，等待将在公众世界中显现它们或实现它们的发展过程。对我们来说，无意识是内在的，我们把妨碍我们对生活进行控制的未说出的深度、不可言说的、强烈的原始情感和共鸣以及恐惧，视为内在的。正因为“内在——外在”的对立，“内在性”才值得去观照。我也只知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直陈“内在性”的内涵，“如果主体片面地以一种形式而存在，它就会马上陷入这个矛盾：按照它的概念，它是整体，而按照它的存在情况，它却只是一方面”。意思是，只有通过外在的努力，才能确保实现这内在的。至于法国著作家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一书就更不用说了，它虽然把“内在体验”视为“惟一的权威，惟一的价值”，但别忘了其立论的前提，即专辟一章来批判“教条奴役（与神秘主义）”的用意，在他那里，毋宁说，教条奴役或神秘主义，本来就是实现内在性的天敌。那么，他力倡的内在性体验，其文化功能究竟指向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恕我直言，“反本质主义”可能是导致“内在性体验”的直接后果，随着《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二版）》（陶东风等主编）、《文学理论》（南帆等主编）等等的相继出版，也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化日常生活”的日益深入，文学观念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几乎覆盖了所有版面，它们差不多都是在反本质主义的麾下完成的。作为理论，对新生现象的梳理无可厚非，当然，破与立，本来也是新理论生成的一般规律，无需大惊小怪。问题是，一到创作赖以存在的现实社会，你尽管可以假定没有什么惟一的、权威的甚至非如此不可的本质理论或意识对人的影响与塑造，然而，恐怕不能一概认为当下人之所以如此，只是人本身的原因，而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反塑造——如果真是这样，差不多所有人都被绑到经济主义价值战车并且惟权与势的马首是瞻的局面，就是个谎言。非但如此，更要紧的是，只要如此前提成立，“内在体验”可能仅仅沦为一场梦话，那与第二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