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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是较早意识到应该从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中汲取资源的先锋作家，虽然他的《人面桃花》在2004年出版，但他注意到先锋文学、现代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清醒的反思却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他这样描述20世纪小说创作中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原则的消长与融合。他说：“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经历了它空前繁荣的全盛期以后，今天正面临新的蜕变的可能，一方面，由于它古老的美学理想在读者心中积淀的审美情趣的永久魅力，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今的文坛上仍保持相当的活力；另一方面，它的某些创作原则（如流水时序，全知角度的叙述、戏剧化的情节结构等）已被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读者扬弃。本世纪初崛起的以新小说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革新了小说的叙事方式，但时至今日，现代主义小说所暴露的弊端（如晦涩艰深，难以卒读，对小说传统的破坏导致的读者的陌生感等等）也已日益明显”，而“当代小说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便是两者的融合。格非对这种文学现象的概括针对的虽然是西方小说，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状态。面对先锋的文学实验越来越疏离读者，作为一位清醒的理论家和自觉的文体革新者，格非从古典小说中汲取资源，并将其与此前的先锋写作经验相结合，从而尝试融合两者的写作实践。《人面桃花》以及后续的《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都显现出对这种融合的尝试。 《人面桃花》中有许多可以被视为古典小说叙事特征的形式符号，比如白描式的写实手法、诗词典故的化用、草蛇灰线的布局、文白杂糅的语言风格等等，但同时《人面桃花》在叙事时间上的中断、跳跃和拼接让这部小说又充满了现代感。《山河入梦》则将白描手法与内心独白相互穿插，外视点与内视点相互并置。《春尽江南》不再拘泥古典小说的具体形式，而是将中国古代轮回的时间观运用在叙事结构上，将古典小说特别重视的“内在超越”作为“江南三部曲”的精神追求，从而使小说文本在精神气韵上接近古典小说传统。 格非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是所谓“不离世间而超越世间”，“世情”、“世事”和“人情”既是描述的对象，也是超越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忆的文学书写一直“不离世间”，也一直在努力“超越世间”。在《启蒙时代》中，王安忆一方面巧妙地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嵌入文本，通过高中生们的阅读、清谈和辩论来肯定市民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弄堂、操场、客厅来肯定市民生活的恒常性。抽象的讨论与具象的写实互为表里，相互映衬，使琐碎细腻的世俗书写有了理性思辨的色彩。《天香》则是一部正面演绎市井活力的作品。故事发生的“天香园”虽是一处江南贵族的私家园林，内里却透着一股市井的蓬勃生气。生活在里面的人们，不论怎样的事由，最终都是热火朝天，赶集似的，总有着兴致勃勃的做人的劲头，造园、设宴、裱画、唱曲、种花、养蚕、制酱、刺绣、制墨，甚至在院子里模仿市井中人摆小摊做买卖，仿佛什么都挡不住天香园里的好兴致和一系列的异想天开。而在天香园里，物性人情同时也是超越的对象，王安忆想要说明的是，市井作为一方地理，既在野又在朝，它沟通了庙堂和江湖，兼备了“王气”和“奇气”，这是“市井”之于个体入世抑或出世的“上通下达”。因此，市井的创造力不仅被表述为蓬勃的生机，更体现为贯通连接生活和艺术、实用技艺与传统文化的理想之链。 谈及“不离世间”，谈及文学书写的“世俗性”，有一部小说便不得不提，就是金宇澄的《繁花》。《繁花》通过各色物象的并置和罗列，拼接出一个崇尚物质、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图景。与此同时，与物象相伴的人情也透出种种物质性，人与人之间的体恤互助与拆台使绊、义气温情与偷窥乱伦、肝胆相照与隐瞒欺诈构成了《繁花》的“世间”万象。与王安忆非常理性地把控人物、情节、叙事节奏不同的是，《繁花》中的故事接故事，故事套故事，牵牵连连、吵吵闹闹着涌向读者。不同音高、音色、音质构成的各种“声音”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从一个平面到另一个平面，流动在日常交往的各个场景中。在看似絮絮叨叨、漫无目的的叙述中，作者记录了琐碎的生活世相。此外，除了“不离世间”，《繁花》在叙事技巧上也借鉴了苏州说书的方式，将传统话本“讲故事”的绝活发挥到了极致。 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借鉴并不止于以上几个文本，苏童自《妻妾成群》开始的“旧瓶装新酒”式的艺术探索，贾平凹《废都》对明清世情小说的模仿，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对中国经验的忠实，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传奇小说的借鉴，等等，都说明这种回溯传统的创作路径。当然，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如何扬古典小说写实之长，融现代小说之理性思辨以描摹现实生活，并以此展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仍然是当下的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