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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郭冰茹的《赵树理的话本实践与“民族形式”探索》，讨论了现代小说文体变革与叙事传统的关系，指出了赵树理创作中存在的主观动机上的积极性与话本文体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在文学史脉落中探讨了“民族形式”的传承与转化问题。作者学风严谨，学术功底深厚，文章论述恰切。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大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文学现象，文学研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批评家们一方面忙于给这些现象命名，或者在一个已然熟悉的概念前冠以“新”字，比如“新都市小说”、“新心理小说”，或者按照作家的年龄来归类，比如“60年代出生作家群”、“文学新人类”；一方面却也深深地怀疑这些命名的有效性。的确，现在回头看那个热闹喧嚣的时代，那些层出不穷的名称似乎并没有多少留存下来，而对那个时代较为中肯的描述是“多元化”或者“无名”。文学史的研究者不难发现，当代文学史，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很难再像此前那样，去除枝蔓，清理出一条清晰明朗的依照时代主题或由重要文学现象串联起来的历史线索。事实上，追踪新世纪，包括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思想潮流和主题流变，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文学史的框架中定位这些文本，又该如何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审视这些文本呢？ 现在比较通行的文学史写作往往关注文本的反映对象（内容和形式），而忽略文本的反映方式（文体），往往关注文本的主题流变，思潮更迭，而忽略文体的发展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将“新世纪”视为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非对一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总体概括，从文体层面进入文学史，考察新世纪文学，尤其是小说，在文体实验和文体革新方面做出的努力，那么我们便不难将许多看似无关的文本联系起来，从而清理出一条关于新世纪小说文体发展的线索，这条线索与叙事传统，与本土叙事资源有关。 中国本土的叙事传统源远流长，它们广泛地存在于史传、文赋、古典小说、民间曲艺等文艺形态中，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同时也彼此渗透融合。诚然，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继承，而过分强调“民族传统”也很可能导致作家视野的僵化和封闭，正如早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有可能变成“假命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也可能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但是，我们同样不应忽略谈论“中国性”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前提，因为“中国”、“传统”这些范畴正是在“西方”、“现代”的参照下提出的。陈国球在论及中国文学传统时说：“当然，中国的诗词歌赋或者骈体散行诸种篇什，以至志怪演义、杂剧传奇等作品，本就纷陈于时间轨道之上；集部之学，亦古已有之。然而，以诗歌、小说、戏剧等崭新的门类重新组合排序，以‘文学’作为新组合的统称，可说是现代的概念。亦只有在这个‘现代’的视野下，与‘西方’并置相对的此一‘中国’之意义才能生成。于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就在‘西方文学传统’的映照下得到体认，或者说‘传统’才成为传统”。也就是说，正是在传统/现代、新/旧、中国/西方这样的二元模式中，“传统”才成为传统。具体到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则是在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对照中，借助叙事学理论，从众多的传奇话本、章回说部中总结出的叙事特征或叙事规律，比如：白描写实、外视点、全知叙述、轮回的环形结构等等。当然这些叙事特征并非中国古典小说所独有，但却是其最鲜明的表现形式。 当代文学走到新世纪，一方面凸显出彼时文学创作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当代作家的文化和文体自觉。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被西方汉学界视为“过时的西方模式衍生物”，当代文学也不例外。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是通过阅读和学习欧美文学成长起来的，对他们来说，起作用，有意义的传统可能是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福克纳，他们所感受到的传统压力可能来自19世纪现实主义，而中国古典文学则是一个悬置着的、几乎感觉不到的存在。当他们逐渐从对“西方”的模仿和依赖中走出来，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时，认同危机便不可避免。一个中国作家如何确定他们的文学书写在世界文学中的身份？他们在北京写作和在纽约写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与此相关的是，实验性的文本写作在形式探索方面的路越走越窄，意义的迷宫、叙事的圈套、语言的狂欢不仅抛弃了读者，同时，这种总体上以形式和叙事技巧为主要目标的倾向，在后来其局限性日渐显露，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惫。面对此种困境，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滋养成为一条退路/出路，或是一种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