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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丛治辰的《上海作为一种方法——论〈繁花〉》,论述了长篇小说《繁花》构筑“纸上的上海”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分析了它作为一种方法，蕴含着如何理解记忆和历史的多重可能性，其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作家论”。论文见解独到，论述合理，才识俱佳。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百年新文学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这个主题的两个关键词都让我感到难以把握：“新文学”经过百年发展，纷纭复杂，其内部充满此消彼长的相互作用与争夺，以此为“视野”，究竟是怎样的视野？而“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尽管已经被讨论很久，但似乎除了时间定位的意义，始终难以从内在特征加以概括和梳理，因此我们所说的新世纪文学又是怎样的文学？当然在此时谈论这一话题有着特别的意义，那些如今已成巨人的文人学者们，就在恰好100年前将中国文学带入现代，逐渐形成新文学的灿烂图景；而由于某种关于时间阶段的莫名轮回信念，我们难免期待100年后的今天，文学与文化都会有一次再出发。所以在这一主题下，我宁可暂且不去考虑新文学百年来的复杂性，而回到100年前的原点，思考那时候巨人们的探索，对于今天会有怎样的启发。 大略而言，我以为在上个百年之初，那时的知识分子至少在三个层面深入地思考了“新”与“旧”的时代命题：其一是基于家国情怀的思考，20世纪初叶的中国，所有文学与文化的命题，无不在民族国家的大命题之内；其二是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考，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作用与位置；其三是关于文学的思考，那当然涉及书面语言的更替、文体的变化与创生，以及文学之于外在世界的意义等等。 就第一个层面，新世纪文学至少面临着两重困难。第一重困难是，我们经历过文学与政治过度亲密的时代，那时候文学活力的衰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向事情的另外一端努力，不再愿意触碰宏大主题。更何况，一个日益碎片化的“小时代”很快就来临了，宏大之物似乎愈发被琐碎之阵淹没，变得难以把握。因此随着越来越年轻的写作者成为创作主力，新文学之初那种立足于文学之外的伟大理想，在文学当中越来越萎缩。当然，20世纪80年代去政治化的文学立法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创作者，这一方面使他们可以放心地回避崇高，沉湎琐碎，退回个体；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他们沾沾自喜于所谓文本内部的历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还能看到那么多“伪先锋派”的原因。但是在经历过那样一轮极端的形式创新之后，纯粹的形式层面还有多大的潜力与空间？而那曾经将文学从禁锢下解放出来的呼吁，换了一个时代是否同样也会构成压抑它的力量？今天文学的自说自话，其社会效应的整体退败，是否应该回到这个层面加以反思？第二重困难是，其实当然很多作家，仍在关切着宏大的命题，但是这种关切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是能动的，还是惯性的？是富于创造力的，还是机械重复的？新文学之初的那些知识分子们，是带着真实的社会问题投入到对宏大命题的思考，他们真的探索症结所在，他们不断地创造世界观和解决方案，而今天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陈旧观念的一再重复：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巨变，社会结构如何重构，对于历史的态度都仍立足于简单的立场与逻辑。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写作者的勤奋问题：所谓勤奋不仅意味着不断写作，关键在于是否写出了有效的作品；作家的勤奋不应该是在敲打键盘的体力劳动层面，而更应是在精神层面，在思考能力的层面和世界观的层面。不能不断思考真问题，而重复老调子，我以为算不上创作。这实际上已经涉及第二个层面，即新世纪的作家们，如何体认自己的身份与位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