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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表达的写作目标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篇作家无论是个体的创作反思，还是群体的创作转向，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追求自由的表达或表达的自由。韩少功也说：“我从80年代起就渐渐对现有的小说形式不满意，总觉得模式化，不自由，情节的起承转合玩下来，作者只能跟着跑，很多感受和想象放不进去。”李锐则从正面表达了他对自由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写作诉求。他说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用方块字”自由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写作目标，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有“对于方块字的‘用’的突破，以及对‘表达’的突破”。近30年来，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一个不停顿地追逐西方新潮的历史之后，这些作家才逐渐意识到，回到本土立场，重视本土经验，取用本土资源，既不是追逐新潮，也不是重蹈覆辙，而是寻找与自身的“体量性情”相合的形式，以实现长篇创作表达的自由。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韩少功的一些经验和意见尤其值得重视。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位作家不但在长篇创作中，为追求自由的表达而进行了种种的文体实验，而且对长篇小说文体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进行回炉再造，也有许多系统、独到的思考。他认为在“中国的散文遗产里包含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包含了特殊的人文传统”，小说脱胎于这种“大散文”或“杂文学”，故而从一开始就带有很深的散文胎记，有些则很难把散文和小说分别开来。“明清两代的古典长篇小说中，除了《红楼梦》较为接近欧式的焦点结构，其他都多少有些信天游、十八扯、长藤结瓜，说到哪里算哪里，有一种散漫无拘的明显痕迹。《镜花缘》《官场现形记》都是这样，是‘清明上河图’式的散点透视。”在谈到笔记小说时，他又说：“古代笔记小说都是这样的，一段趣事，一个人物，一则风俗的记录，一个词语的考究，可长可短，东拼西凑，有点像《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没有西方小说那种焦点透视，没有主导性情节和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韩少功的这些意见，虽然不能概括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全部，但至少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一种宝贵的“中国经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种“散文化”的长篇创作实验，虽无自觉的思想，明确的提倡，但或本于性情，或为风俗文化浸染，亦如草蛇灰线，一直潜行在“宏大”“全景”叙事的夹缝之中。早如废名的长篇《桥》，后如萧红的长篇《生死场》、沈从文的长篇《长河》、孙犁的长篇《风云初记》、古华的长篇《芙蓉镇》等，这些作品或用散文的笔法，或有诗化的情调，或结构若断若续，或人物和情节随意穿插，总之是与现代长篇小说流行的写法不合，而有中国古代“散体”长篇的遗风。虽然西方现代长篇小说也不乏类似的写法，如梭罗的《瓦尔登湖》等，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取法于西方的，从一开始便是英、法、俄等国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模式，后来又受到西方史诗理论尤其是别林斯基关于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论述的影响，信奉黑格尔高度理念化的典型理论，追求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等，就使得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特别偏爱重大题材，偏重宏大叙事，追求反映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有代表性的长篇创作而论，占据绝大多数，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取材于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重大社会事变、民族、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的长篇作品，而且大都具有多卷体规模或有多卷本创作计划，如，《上海的早晨》四部，《红旗谱》三部，《一代风流》五卷，《创业史》计划四部完成两部，《六十年的变迁》计划三卷完成前两卷，第三卷未及完成，《青春之歌》虽不以多卷本相标榜，但与其续作《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一起，实际上已构成了多卷本的规模。如此等等。 当代长篇小说的这种偏爱重大题材、偏重宏大叙事的创作趋势，固然为作家追求史诗性的创作意图开了方便之门，但这种“宏大叙事”同时又因为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或规律，而束缚了作家的手脚，限制了作家才情的自由发挥。对这种现象，学者孙郁曾结合近百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和走过的“弯路”，有过切中肯綮的批评。他说百年长篇“在西方的宏大叙事理念里，陷得太深，未能与民族固有的语言艺术深切地沟通起来。”并以茅盾、李劼人、路翎等作家的创作为例加以说明，认为“《子夜》之弊在于以宏大方式注释理念”，《死水微澜》《大波》“左拉的影子过重”，路翎“在俄苏小说里陷得过深，自我的力量依附在俄国人的意象里”。如果将孙郁的这个批评延伸到当代，则情形大体相似，只不过这个影响源已由英、法、俄诸国，转移到主要是俄国革命后的苏联，从中国当代以革命和建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仍然不难看到诸如《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宏大叙事的影子。新时期文学虽然有所变化，但题材的重大性和史诗性追求，仍是长篇创作致力的目标，只不过就题材的重大性而言，是由对革命历史的“真实”反映，转向对革命历史的深切反思，由对现实发展的热情肯定，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揭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期长篇创作回归中国文化著述的“大传统”，重视古代长篇创作的经验，从广义的“大散文”中汲取写作资源，既不失为一种矫弊纠偏之法，同时也是当代长篇小说文体革命、由“西化”回归本土的一条“必由之路”。 作者：於可训，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史家与文艺评论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写作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研究等。出版《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