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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用本土资源的艺术取向 因为作家的文化视点落到了整个民族文化的“大传统”上面，所以，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就成了这期间长篇作家开发取用的对象。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回到“原始的‘书’”。韩少功在结束了他的“文学寻根”之后，也顺藤摸瓜地走进了中国文化传统深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不但化用本土资源，创作了两部具有独特文体学价值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暗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长篇小说的文体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说：“我一直觉得，文史哲分离肯定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是很晚才出现的。我想可以尝试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在《马桥词典》中，他“打通”了文学和语言学（马桥方言）研究，《马桥词典》因而既是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因为“需要剖示这些词语的生活内含，写着写着就成了小说”。在《暗示》中，他“打通”了文学和哲学研究，因而《暗示》既是一部长篇小说，又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在这部“书”中，他要探讨“那些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生活到底是否存在，或者说生活会怎样地存在。”之类的哲学问题。因为“需要提取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建构这些具象的解读框架，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 此后，在其他作家的创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如阿来的新作《瞻对》，作者自己对它的文体定位虽然是“纪实文学”，但实际上却是一部“打通”了文学和历史的长篇小说。 主张“打通”文史哲，回到中国古代“原始的‘书’”的状态，是近期长篇小说文体创作的一个大胆的设想和尝试。这种设想和尝试意味着中国全部文化遗产都将向长篇小说文体敞开，供长篇作家任意取用。文史哲不分，本来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著述传统，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文”“笔”的区别，文学才逐渐从这个文史哲不分的混成体中分离出来。但即便如此，后代流行的有些文体，如笔记这种独特的散文文体，仍未能将文史哲彻底分离开来。中国古代这种文史哲不分的著述传统，从某种“纯文学”的观点看，可能影响文学文体的艺术纯粹性，但正因为文学从文史哲的混成体中分离出来之后，太过强调自身的纯粹性而不免画地为牢，为自己定下了许多束缚手脚的禁忌和规矩，影响了文学文体的发展和进步。从一个更新的意义上，重新回到这种文史哲不分的“原始的‘书’”的状态，是破除这些禁忌和规矩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也是一次“文体的大解放”。 化用史书体例。有借用编年体史书体例者，如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迟子建的《伪满洲国》等。这些作品借助编年体的史书体例，依年序次，记录所叙年代之事。但所叙之事，并非史实，而全属虚构，故用的是小说的笔法。这样的写法，较之一般依线性时间叙事的小说，易增加其所叙之事的真实感，使所叙之事更贴近历史。有脱胎于纪传体史书的，如张炜的《外省书》，这部作品共分十一卷，每卷以一个人物（本名或外号）命名，既是一个叙述的角度，又关乎这个人物的生平和命运。这样的写法，与此前有过的多重第一人称叙事不同，是对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活用。通常认为纪传体史书所记只是人物的生平，其实也是历史叙述的角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炜的《外省书》与纪传体史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化用其他文史典籍。有采用地方志写法的，如孙惠芬的《上塘书》，这部作品用九章的篇幅，分别写到了“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讯”“上塘的教育”“上塘的贸易”“上塘的文化”“上塘的婚姻”“上塘的历史”，把上塘作为人物，写出了一个村庄的“精神志”。有斟酌取用历法、农书和风俗志写法的，如郭文斌的《农历》和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历》顾名思义是写四时节气，类似于古之《荆楚岁时记》，但所写又并非全是岁时节令、风物故事，而是人的生活和存在方式。《太平风物》则用一种“超文体拼贴”的方法，把“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都拼贴在一起，以连接“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表现作者对文明失落的忧患和悲怆。作者虽将其定位为“农具系列小说”，但因有一以贯之的结构和主题，仍可以长篇小说视之。也有依托古书结构的，如贾平凹的长篇近作《老生》将《山海经》的文本结构直接转移到小说中，作为小说的叙事空间。 化用笔记文体。如果说上述文体跨越，大都不出传统史（编年体、纪传体）、志（地方志、风物志）的范畴。那么，对笔记这种独特文体的转化和利用，就使得这期间长篇小说的文体实验，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文体空间，也获得了更大的叙事自由度。笔记在中国文化著述的“大传统”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文体，按西方的文体标准，可以说是散文，在中国传统的文体观中，也属于“散体文字”的范畴，其中有人物有情节的，后人按西方的标准，称其为小说（“笔记小说”）。其实在中国古代，笔记本来就是“小说”家族的一员，只不过中国古人所谓的“小说”，与西人所谓的“小说”有所不同罢了。 正因为笔记本身就是一种“跨文体”的文类，它的写法几乎涵盖除正统诗文和经史之外的所有写作领域，可资转化利用的资源，也远较其他文体为多，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起了作家的广泛兴趣，曾出现过一个“新笔记小说”创作的热潮。但其时的创作，多见于短篇小说，虽然也有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连缀起来，已具中长篇规模，但毕竟不是有意识地利用笔记体创作的长篇小说。真正对笔记文体有比较深入独特的认识，且化用于自己的长篇创作的，是韩少功和他的《马桥词典》《暗示》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叶广芩的《青木川》等作品，如果说，《马桥词典》和《暗示》，是“掇拾旧闻”“记述近事”，那么，《青木川》就是对历史的考订和辩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