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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骈文的成熟发展对判文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判文多以论事言理为主，用典切当。在对偶方面，句法整齐，对仗工稳。如张鹜《龙筋凤髓判》不仅骈俪对偶，同时还追求花样多变，并且将刘勰所言的“四对”诠释得淋漓尽致。“张会过言出口，驷马难追，王秀转泄于人，三章莫舍”，是将事对与正对进行结合，“张会掌机右掖，务在便蕃，王秀负版中书，情惟密切”则是六四六四骈体文的句式节奏。从现代语法角度而言，“凤池清切，鸡数深严”一句，则是主谓结构相对；“召为内史，流雅誉于周年，苟作令君，振芳尘于魏阙”则是动宾结构相对。唐代判文的骈体对偶工整，由此可见一斑。 判文与其他文学体式相比更具有严谨精准性。以《文苑英华》中所录的判文为例，无不感受到其逻辑的缜密与论理的充分以及依律的准确。加之，在判文体例形式上常常运用其专业术语，进而强化了判文语言的规范性，使得判文更具精工准确的特点。判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基本上是业已固定的程式化语句，如在《文苑英华》中所用的“对”、在敦煌判文中所用的“奉判”等，都是作为判文的固定术语出现的，起到引出案判拟判的事实的作用。当然，在行文位置上，这些发语词是比较灵活的，有前有后，如在《文苑英华》中，便将“对”置于案判拟判的事实之后，将拟判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判文本身视为各自独立的部分；而在敦煌判文中，将发语词“奉判”置于案判拟判的事实之前，将拟判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判文本身视为一体。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