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抒胸臆的情感出口 按照叙事学的观点，人物的塑造与叙事者的现实情境密切相关，因而曲家曲论的人物塑造和批评自然刻有情境影响的印记。就明代曲论者所处的现实情境来看，其思想视域主要受到了心学思想的影响。王阳明有言“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认为人的内省有重大意义。徐渭倡导“本色”，李贽反对假道学，强调真性情，汤显祖将“意之动”发展为“情之动”等，都是王氏心学在曲家文人思想层面的继承和发展。心学旗帜的高扬，既让创作者萌生了从“我”出发创作以直抒胸臆的冲动，又打开了批评者各抒己见观“我”审“我”的广阔世界。 “我”有“大”、“小”之分。“大我”言伦理教化，“小我”言自我情怀。人物为自己“代言”，替自我说话，与其说他们是形象和性格的展示，不如说是创作者自我情怀的凝聚。进一步来说，与其说他们是个体情感的抒发，不如说他们是文人群体的普遍经验。明代曲家几乎都有此类“寓愤”（朱万曙语）或称“自况”创作。吕天成《曲品》中称《纨扇》“记中申伯湘事，似自况也”。徐翙《盛明杂剧序》亦提到“他若康对山、汪南溟、梁伯龙、王辰玉诸君子，脑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长啸以发舒其不平，应自不可磨灭”。徐渭作《四声猿》，自述“要知猿叫肠堪断，除是侬身自做猿”（《倪某别有三绝见遗》）。曲论批评者“物伤其类”，颇以为然。西陵澄道人《四声猿跋》言：“猿啸之哀，即三声已足堕泪，而况益以四声耶？其托意可知已”，认为徐渭创作人物形象乃“托意”而为，映射的是其自我遭遇和情感体验。 从整个文人群体来看，批评者所关注的内容不仅着眼于个人之遭遇，更在于揭示整个社会现象。从戏曲人物的形象、性格和行动诸方面来透视社会现状，其视角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 第一，痛斥党争之害。党争在明代是一大社会现象，并且越到晚明越激烈。《明史·阉党传》记载“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描述出惨烈的党争状况。一些文人如徐渭等就因处于党争漩涡之中而无法脱身，深受其害。在批评者看来，党派之争中，人物因有忠奸之别，故而有道德褒贬的取舍。李贽评《浣纱记》中提及“伍忠嚭佞，隐见笔墨之中，妙手也”（第四出总批），认为创作者在人物身上透露出了价值观的取向。吕天成称《义烈》“此以张俭为生，备写陈、窦之厄，党锢之祸。读之令人且悲且恨”，称《赐环》“此记描写权佞奸态、丑态毕尽”。祁彪佳亦称屠隆作《昙花》“其中唾骂奸雄，直以消其块垒”，称王衡《沽酒游春》是“王太史作此痛骂李林甫，盖以讥刺时相李文正者”，均属此类。 第二，直陈科举之弊。王氏心学兴起之后，科举制的弊端日渐暴露。八股取士的制度限制了士人才华，一些才华横溢之人囿于八股僵化之围，无法施展才气；加之明代考场贿赂之风日盛，科举制又逐渐失去了公平性的初衷。大批文人在科举弊端的钳制下，仕途之路坎坷凄惨，因而借笔端人物予以抨击和讽刺。徐渭就尖锐地揭示出科举制给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其称“《琵琶》一书，纯是写怨。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儿子，赵氏怨夫婿，牛氏怨严亲，伯喈怨试、怨婚、怨及第，殆极乎怨之致矣!”（《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一“前贤评语”）其《骂曹》一作被祁彪佳痛快淋漓批曰“第觉纸上渊渊有金石声”（《远山堂剧品·渔阳三弄（北四折）》）。 第三，明代人物批评在思想方面还反映出儒、佛、道等多种思想的综合。例如，吕天成称《南柯梦》证佛，《修文》《邯郸梦》涉仙；祁彪佳称《同升》“偕潘太史习林居之乐，悟三教合一之理”，称《禅真》“此以澹然三弟子为主，而终以禅语证入”（《远山堂曲品》）；陈澜汝认为《劝善记》“志于劝善是第一义”体现出道学思想。由此可见，明代人物批评思想视域的形成不仅受到了心学影响，同时也是各种现实因素和多种思想综合影响的结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