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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你走进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细节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近来读史料，偶然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公元1916年到来的时候，当时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主编陈独秀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1916》。在此文中，已经37岁的陈独秀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充满信心地讲道：“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 对中国而言，那是一个“惟新是尚”，有识之士以十分急切的心情求新求变的时代，同时也是新事物层出不穷，“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当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期刊上把《1916》这篇文章发表出去时，也许连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要创造一个新纪元：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汉语文学的新纪元。只不过这个新纪元的元年不是1916年，而是接下来的1917年。在这一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变革运动，改变了汉语文学几千年的走向，成功地使白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于是，后来的文学史家习惯于以此为界，把1917年之后直至当下的中国文学，统称为“新文学”。 二 公元2016年匆匆地离我们而去，2017年如约而来。转眼之间，中国“新文学”已历百年。在“新文学”诞生百年之际，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当年，陈独秀、胡适那一代人为自己创造“新文学”的合法性寻找依据时，常常借用中国古人的一个观点，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依照这种文学发展逻辑，100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已经不是1917年那个在贫穷与落后中挣扎的中国。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完全有可能超越过去的百年，去创造又一个“新文学”，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时代，或者说配得上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学。 当然，对文学史而言，量的变化容易做到，而要使汉语文学有一个质的变化，创造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样态，我们就必须寻到新的理论支点。而这个新的理论支点，很可能就蕴含在对我们一直使用，习以为常的“新文学”这个概念内涵的重新清理过程当中。 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之所以认为自己还处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之中，就是因为我们还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当年确定的意义上理解当下的汉语文学。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当年所确定的“新文学”，是因应着当时文学变革的需求而产生的，有很多策略性的考虑。当这一定义被固化之后，对丰富的汉语文学写作实践与汉语文学研究而言，它既可能起到规范与引导的作用，也可能会遮蔽一些因素的存在，甚至压抑一些因素的生长。把被这一概念所遮蔽的东西发掘出来，所压抑的东西解放出来，也许正是我们寻求超越的突破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