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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尝撰《楚辞章句》，谓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又谓其作品“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王逸继刘向作《九叹》而作《九思》，其自叙云：“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对屈原其人其作，可谓推崇备至。 和上述南方学者相比，北方学者对屈原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有褒有贬。 班彪，东汉史学家，辞赋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彪对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的人生态度不以为然。他主张明哲保身，能伸能屈；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在《悼离骚》中写道：“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 班固，班彪之子。班固尝作《离骚序》和《离骚赞序》，他虽然同情屈原“以忠信见疑”的遭遇，称其为“辞赋宗”，但对其为人为文，颇多贬抑。其《离骚序》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悬圃冥婚宓妃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和他父亲班彪一样，对屈原的自沉很不以为然，甚至对他的创作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汉代南北两地的学者在屈原作品的接受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安、刘向、扬雄、王逸等南方学者，实为故楚地人，楚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班彪、班固父子，则是地道的关中人。关中既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农耕文化的大本营。而班氏父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正统学者。所以他们在思想上以忠君颂上为本，他们的文风也以平实见长。对于屈原作品的批判精神和浪漫想象，他们是不以为然的。 当然，在汉代北方学者中，也有同情和赞美屈原者，司马迁和贾谊即是。司马迁，冯翊阳夏（今陕西韩城）人。在写作《史记》之前，他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因为他亲自到过楚地，对屈原的家世、生平、为人与其作品所产生的地理环境作过深入的考察，因此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就比未曾到过楚地的班彪、班固父子要深刻得多：“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河南洛阳人。贾谊曾因老臣周勃等人排挤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其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由于贬谪楚地，贾谊得以了解到屈原的事迹，亲身感受屈原当年贬谪沅、湘的地理环境，因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也比班彪、班固父子要深刻得多。 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最好不要发生如康德所讲的“鉴赏的偏离”。“鉴赏的偏离”即“鉴赏的偏见”。班彪、班固父子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就是一种“鉴赏的偏离”。如何消除这种偏离？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司马迁、贾谊那样，亲自到作品产生的地方进行田野调查，亲身感受作者写作该作品的地理环境。 （作者：曾大兴，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