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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篇》人地关系论的思想派别和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天人关系，至春秋战国时代，既出现天人相合的思想，也产生天人相分的观念，道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更重视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到《易传》，儒道乃至阴阳家等思想就交融会通在一起了，《管子》一书也有这种倾向。《水地篇》具有明显的阴阳和五行之思想，冯友兰先生就认为该篇思想属于黄老和阴阳家。《管子·四时》篇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就是主张一种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的关系。先秦老子与孔孟荀等诸子多有颂水德之论，其中也包含他们对“道”之“德”性的理解。在《水地篇》中，如上之解读，水并不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水，其论与《郭店楚墓竹简》之《太一生水》篇所谓“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既成万物也”的思想有明显类同之处，可以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 《水地篇》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具体是落实在水土之性与民心民性的关系上，这在先秦及秦汉其他论著中也可以看到类似表述，说明人地关系论实际上是先秦文学地理思想发端的理论基础。《晏子春秋》有所谓“水土异也”之论，这也正是《水地篇》的主要思想。相关的观点，还有如《礼记·王制》篇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论述作品的风格特色常常联系作家的性情和气质，并认为这种个性与其成长的具体地理环境有关。上引《礼记·王制》这段论述，唐代孔颖达有大段疏文，详细分析了个中道理。《礼记·中庸》云：“子路问强。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郑玄注云：“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中国历代谈艺者好言南北之别，盖东西差异也在其间矣（参阅孔疏引郑冲语）。《大戴礼记·易本命》有云：“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其中道理与我们前文对《水地篇》的分析是一样的。相同或几乎相同的论述还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和王肃注《孔子家语·执辔》篇，不再赘述。 上述《水地篇》之人地关系论、文化地域论，与先秦文学地理思想有着密切关联也有显著例证。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评论各国国风：“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再如《礼记·乐记》记载子夏论各国音乐，有“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云云。《礼记·乐记》所记子夏这段论述与季札观乐评论，在逻辑上是相同的。从春秋时代季札到战国时期《水地篇》相关论述，说明在这一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对邦国诗歌文学（十五国风）地域性差异已经十分关注，对不同地域的“民性”与不同地域的“水土之性”密切相关性有了自觉认识。季札这段论述已经蕴含了区域诗歌文学（十五国风）的比较意义。 要之，从人地关系这一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进行考察，先秦时期可谓是中国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创发和理论奠基时期。《水地篇》及先秦以及秦汉文献中的有关人地关系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先秦时期尤其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关文学地理批评的思想与方法。当然，《水地篇》“夫齐之水”这段论述，明显具有“诗性智慧”的特征，用意大利维柯《新科学》的话来说，具有“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的意味，这也是应该加以特别指出的。 （作者：陶礼天，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