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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秦文学的精神与制度 ●主持人：我很赞同傅先生刚才的观点，西周到东周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变化。我也赞同“赋”才是最丰富的表现手段这一说法。“比兴”是比较原始的手法，而“赋”则更需要理性操作，“赋”的手法的进步，的确是文学进步的一个标志。接下来，我很关心所谓“经典”的问题，两位能不能具体说说先秦经典作品中的君子形象、文学制度和语言风格等专题问题？ 赵敏俐：我想说说先秦经典中的文学精神，也就是先秦文学对人的思考。无论是《尚书》中的教诲，《周易》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还是《左传》《国语》中对大量人物故事的描写，都体现了先民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在先秦时期，我们就确立了塑造与赞美君子人格的文学传统。《说文解字》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尹为古代部落酋长之称，他地位很高，可以向他的臣民们发号施令，进而引申为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与君子相对的就是小人，指的是被统治者、地位低下的人，最初这是一个阶层的划分。但是在先秦，“君子”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专指那些才德出众和有特异节操之人。在周代社会文化观念中，人们对“君子”有着严格的才德要求，“进德修业”是其最基本的条件。这样，“君子”就不仅是一个对地位的称呼，而且是一个对品格的称谓。先秦文学中倡导张扬君子人格，斥责小人行径。有一种说法就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还有《左传》后面往往有一种评价，叫“君子曰”，这是道德评判，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研究先秦文学，必须学习其中的君子风范。这些君子风度翩翩，出言有章，熟习礼乐，博学多识；他们在家是孝子，在国是忠臣，对人是义士；对上恭敬，对人谦和，交友有诚信，为国能让贤；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或者是艰苦的创业者，或者是卓越的改革家；在戎马生涯中，他们既是雄姿英发的武士，又是退让有礼的君子，既懂得为义而战，也知道以德服人。他们以良好的言行举止和不凡的道德功业，为后世树立了做人的楷模。这是先秦文学留给我们一笔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 傅道彬：我很赞同赵敏俐先生的观点。先秦君子风范中我觉得有几点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以仁爱为核心的内在精神；第二，以礼仪为核心的外在风度；第三，以忠勇为核心的担当气质；第四，以《诗》《书》为代表的文化修养，其中又尤其重视《诗经》。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时代像中国的春秋时代那样，把诗纳入政治、外交、宴飨、祭祀、战争等一切社会生活当中。《乐记》里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这种君子修养与风范也为先秦文学的繁荣做了很好的铺垫。 赵敏俐：先秦文学能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确定了相应的文化制度。例如从《尚书·舜典》《尚书·益稷》可以看出，至晚在虞舜时期，不但已经有了从事歌舞表演的专门艺人，而且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再读《商颂》，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候的歌舞场景是那样宏大，乐器是那么完备，乐人是那么众多，场合是那么庄重。可见当时基本上是倾全国之力在做礼乐活动，正是诗和礼乐紧密结合的这种国家层面的制度，推动了先秦歌诗的繁荣。除了乐官制度，还有就是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史官制度。我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历史传统非常发达，而且先秦时期的史官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坚持秉笔直书。《左传》里，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君之事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史官制度也为先秦史学著作的兴盛铺平了道路。可以说，史官和乐官这两大制度的建设，为先秦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傅道彬：文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问题。如果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语言就成了衡量文学的主要标准。“直言曰言，修辞曰文”，当一个民族懂得自觉修饰和美化直白的语言的时候，就有了“文言”，也就意味着文学意识的觉醒。有一个现象很有趣，我国越早期的典籍越难懂，越显得充满修饰。比如《尚书》的文字以“佶屈聱牙”而见称，同样是训话，《汤誓》里的话是：“格尔众庶！悉听朕言。”到了《秦誓》里面，就成了“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可见，春秋时期的话更接近口语一些。郭沫若很早就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新文言”的成熟与语言变革，称其为“春秋时代的五四运动”。所以说，春秋时期建立起了中国文学新的语体形式，一种新的清新明快的语言风格替代了古奥艰涩的语言风格，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建构起新的审美风格，那时文学的兴盛与此有着必然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