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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主义”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写中国人的生活、情感、经验，还要运用中国叙事精神。汪曾祺反复讲“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主义”。为什么要用“回到”这个词呢？现在仔细想想，其实是有深刻含义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受到境外各种各样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有益于打开思路、扩展思维、开阔视野。但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总是通过翻译体来讲述。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精神和叙事方法，不能简单地废弃。这些年出现的向西方小说看齐的作品，其实都是对西方小说的一种借鉴和模仿。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作家基本上都不懂英文、拉丁文、法文，他们对西方小说主要是借助于翻译家的文体来学习，总体上缺少中国精神，缺少汉语的精华。 汪曾祺生前为之焦虑，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之间是相当隔膜的”，要“打通”，他在《西窗雨》中说：“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又坦言“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因为“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他写的小说、散文传递都是中国人的情感，表达的都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和气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对汪曾祺的“中国特色”赞不绝口：“汪曾祺淹通古今，知悉中外，出而能入，往而能返，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里，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用真正的汉语，写出了表现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和气质的作品，形成了具有中国格调的成熟的文学风格和写作模式。” 汪曾祺反复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文学的根就是语言，再好的小说故事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按照汪曾祺的话说，语言不仅是形式，更是内涵。汪曾祺把语言视为作品的一个有机体，把中华文化的文字美、汉语美通过他的作品充分展示了出来。他在谈语言问题时，提出了更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他劝告青年作者，趁年轻多背几篇古文，多背几首诗词，熟读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这自然是肺腑之言，也是甘苦之言。汪曾祺受到读者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语言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学特色，尤其是把现代汉语和古典文学成功地嫁接，韵味婉转而不落俗套。因为纯用口语没有韵味，用文言写作难免冬烘气，汪曾祺扬长避短，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他的作品在当时并不是领风气之先，但由于深得中国文化的底蕴，充分表现了汉语自身的优美，又和当代生活密切联系，经久愈醇，厚重耐读。 汪曾祺在当下能够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作品是得人心、益世道、传精神的。用收藏界的一句俗语来形容，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是有“包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淘洗打磨，他的作品越来越有“包浆”感和“包浆”味，可以反复品读、反复欣赏、反复把玩。 （王干，作者系《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