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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反叛理性秩序 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源来看，虽与“二战”之后的时代环境有关，但从深处分析，实乃源于人类长久以来的苦恼，这苦恼就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感性与理性、自由与规矩、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并曾这样描述过人类不再是动物之后的境况：“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唯有当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的时候，此前只知道关怀一己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人类虽由此而成为有智慧的生物，但同时也“被剥夺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哲人、学者、诗人、作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曾为人类的如此无奈而焦虑，并求索解决之道。或如中国的老子、庄子那样，主张以与世无争、清静无为的生存策略换取心灵的安宁；或如基督、释迦牟尼那样，教人忍受现世的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要奋力挣脱为现代社会加剧的种种束缚，其用意也是很可理解的，但他们采取的激进反叛理性秩序，彻底颠覆文化规范的立场与方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增添人类的精神困境与心灵迷茫。对此，西方有许多学者早就给予了清醒的批判，认为这是西方世界的一场浩劫，是人类的一次精神自戕。用英国当代文论家洛德威的话来说，“是一种更深意义的颓废，因为一个人怀疑除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和世界存在，把自己游离于共同关心的事物，游离于社会的集体性之外，对社会进步而言，是十分危险的。”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看法，这是中产阶级庸人的大逆流，开的是市侩式的反现代主义形式和价值的倒车，代表着新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似乎有意回避了这样一个基本常识：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原本就是理性秩序与文化规范的结果，而理性秩序与文化规范本身就是必要的束缚，无此束缚也就没有人类。对于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礼记》中有这样一段颇为精彩的论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中国传统文化所重的“礼”，虽然在历史发展中变得过于纷繁，产生了压抑人的感性与自由之弊，但从性质上来看，这“礼”正是使人类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必不可少的基本道德秩序与文化规范。 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说到底，应是实现感性与理性、自由与秩序、个体与集体的和谐统一；人类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找到调节上述二元关系的“度”。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导致人类文化的失败。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失误正在于：对人类处境中的二元对立过分焦虑，因而也就偏向了感性、自由、个人一方，而力图极端化地排斥理性、秩序与集体，如此一来，人也就必将“非人”了。事实上，无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如何“焦虑”，如何看穿了人生的困境，人总要以“人”的样子，在这个地球上继续生存与发展。因而，在意识到既有理性文化弊端的同时，人们如何冷静地面对现实，总结历史，在思想与实践方面进一步探寻既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又不影响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会整体性与同一性的文化智慧，才是应有的奋斗目标，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