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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者为什么要死 作者死了，文本不是作者的文本，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似乎是荒谬的话题，怎样成为了哲学和阐释学的重大主题？这是值得深思的。很明显，这也是一种话语霸权。作者明明在，作者的思想明明也在，从形式主义到巴特再到福柯，为什么要作者去死呢？ 形式主义的目的是单纯的。它要摆脱以至决绝19世纪以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反叛，也是一种进步。在持续多年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影响下，文学背离了文学，用社会学、历史学以及作家的生平和轶事考证文本，文学失去了独立和自由，文学批评成为社会历史主张的附庸。文学应该回到文学本身，这个主张单纯却极富魅力。罗兰·巴特的诉求就更为深刻和复杂。“作者之死”只是一种隐喻，是一个问题的提起。在“作者之死”的背后，是解构主义的反主体、反中心、反理性的主张，是解构主义在文艺理论和阐释学领域的强暴扩张。福柯的《什么是作者？》更为深刻和系统。福柯以“人之死”为起点，论证“作者之死”的必然性，分析了作者的话语功能和话语实践条件，把“作者死了”的华丽口号变成严整的理论。抛开这些深奥的哲学思辨和政治社会诉求，从阐释学的意义上看，这些口号和学说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判断，问题的核心是关于文本解读的话语权及其标准。从阐释的权力来说，作者死了，读者成为最高阐释者和文本的创造者。在文本意义的多维空间中，任何阐释都可以生成，批评家和普通读者一样，随意衍生自己的结论。从阐释的标准来说，文本没有了作者，意义不再有源头，阐释就不再受单一意义的支配，各种想象和体验相互对话竞争，任何阐释都是正确的。试想，当人们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地阐释文本的时候，文本的作者跳出来说他的本意是什么，阐释还会继续下去吗？更何况作者本人未必就是文本的最后评判者，他的书写常常背离自己的本来意图，甚至就没有意图。“当我们认为作者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时，我们的阅读和批评实践却使他或她进入了一个将意义和意味限制到单一的无歧义状态的语言的泥沼。因此，福柯总结说：‘作者是一个由于我们害怕意义增生而构想出来的意识形态形象。’我们希望文本有一个统一的作者，因为统一的作者会以文本存在具体意义的观念来取悦我们。”(本尼特、罗伊尔，第24页)巴特说得更加直接：“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是一行释放单一的‘神学’意义(从作者—上帝那里来的‘信息’)的词，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各种各样的写作在其中交织着、冲突着，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作者一旦被驱逐，解释一个文本的主张就变得毫无益处。给文本一个作者，是给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写作。”(同上，第22-23页)正是这种阐释思想和作者理论，使得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论中的“强制阐释”成为潮流。阐释成为各种理论任意发挥和竞争的试验场。“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的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张江)强制阐释之所以风行，其主要动力就在从形式主义开始的作者理论。 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几经曲折和发展，三种类型的理论转换，其线索大致清楚。从时间顺序上说，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三个历史段落起伏有致，后者否定前者，中心替代中心。传统的社会学批评衰落以后，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虽然独到新颖，但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以作者为中心；以雅格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兰塞姆倡导的“新批评”，以及罗兰·巴特等人引领的“结构主义”，则彻底转向以文本为中心；英伽登的“阅读现象学”，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姚斯、伊瑟尔创立的接受美学，成为以读者为中心的骨干代表。应该说，这个纵向分类是有道理的。一个时期当中，哪种理论更新潮、更具影响力，中心自然形成。但深入考察下去，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些表象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个力量以各种策略和方法表现自己，推动20世纪的文论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形成了新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理论。以理论为中心，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走向和态势。其基本表现是，理论是全部活动的最高标准和目的。所有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理论自身。理论标准是刚性标准，理论修正事实，事实服从理论。理论的自我生产，是理论无限膨胀的唯一方式。理论的自我检验，是理论自称真理的标准。在文艺学领地，作者之后、文本之后、读者之后，理论成为中心，一切文本阐释都以理论为中心，理论成为文本阐释的唯一根据。但是，文本不是为理论而生的，文本只为自己发出或隐藏声韵，理论要达到目的，只有强制阐释文本，让理论的作者成为文本的作者。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方当代诸多思潮和主义，有几个能够脱离这一窠臼？这恰恰是要作者去死的核心动因。詹姆逊在阐释海德格尔有关艺术作品起源的一段话时曾这样说过：“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后期总带有点神秘主义的色彩，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解释是很出格的，但既然海德格尔已经死了，我们也就有进行各种解释的权利。”(詹姆逊，第183页)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些活着的人却要作者去死的隐秘动机？作者真死假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的话语权和标准在谁手里。消灭了历史，消灭了作者，强制阐释就有了借口和自由，理论才有了暴力和强权。 当然，放眼历史纵深，“作者之死”不过是“上帝之死”的延伸。“上帝死了”是尼采的著名口号，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要表达他彻底否定人类的理性、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决心和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开启了当代西方哲学以至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取向。特别是以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更是滥觞于此。上帝死了，任人重新开启对一切事物的一切认识；“作者死了”，任人重新开启对一切文本的一切解读。认识和解读的根据是什么？不是事物和文本本身，也不是理性和规则，而是生命的冲动和权力意志，是“陶铸的意志”，是“同化的意志”。据此，才有今天我们碰撞的所有需要辨析与解释的诸多理念和价值，包括本文正在讨论的“作者能不能死”。这是一个内容广阔的论题，本文无力承担，相信理论界会有更加深入和切实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