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文风关乎世运，世运隐于文风。文风不仅是语言风格和个人喜好，更折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尚，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环顾时下思想文化和理论学术各领域，文风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就必须革除文风积弊，自觉养成清新、质朴的文风，走进实践大课堂，读懂生活的教科书，把群众当成最好的老师，不断在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前行。本报今天特邀请不同领域的四位专家就当前存在的文风问题、改进文风的重要性及如何改进文风等进行对话，以期对解决问题有所助益。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户华为 王斯敏 嘉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陈 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刘跃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建军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首都文明礼仪研究基地主任 万安伦 文风关涉党风、学风、思想作风和社会风尚 主持人：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倘若某个国家的风尚变得躁动，并堕落为享乐，那就意味着言辞很快会沾上这种优柔寡断、娘娘腔的习气。”文风背后是思想，思想来源是实践，因此文风改进其实是一个切入点，背后有着广阔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错综复杂的实践问题。那么，改进文风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万安伦：如你所言，改进文风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一，文风深刻关涉党风。“改文风”不只是“改文字”，需要改进的是党员干部一系列的工作作风。只有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亲近群众，在工作上贴近群众，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风，使我们的文章不仅具有大地的质朴，同时也具有泥土的芬芳。 其二，文风深刻关涉思想作风。文风既是文字风格，也折射着文章品质和作者品格。我们必须从食洋不化、泥古不化、言之无物、冗长沉闷、刻板俗套的思想方法和文章风格中走出来，学会使用人民群众清新朴实、言简意赅、活泼生动的语言。 其三，文风深刻关涉学风。抱着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学风，而有什么样的学风必然会有什么样的文风。学习态度端正了，知识积累扎实了，肚子里装的东西越来越多，才能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地写文章。反过来，好的文风也会促进学风的改进和提升。 其四，文风深刻关涉社会风尚。好的文风，往往反映高效、务实、俭朴的社会风尚。宋人韩琦赞扬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对当时社会风尚的积极影响：“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优良的文风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刘跃进：“文者，贯道之器也。”传统观点认为，文为载道工具，因此与政风、世风密切相关，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在中国文学史上，每次文学高潮的掀起，都与当时作家、文论家、思想家们对文体、文风的思考有关。因此，中国古代崇尚风雅，倡导风骨，对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问题格外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文风的变化，考察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和民心向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唐代诗人刘禹锡则概括为：“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可见文风的确关乎世情兴衰、关乎民心向背。 陈晋：文风问题从来不是小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第一个提出，学风、文风是党的作风，因而也是党风。延安整风的目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实现党风的改变，实际上就是从改造学风和文风开始的。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学风文风的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经过整顿，人们清楚了，学风文风的背后，是精神状态，是思想面貌，是共产党人说话办事的风格，传达的是共产党人干事业的形象，反映的是共产党人和实践、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程度。作家王蒙在自传里讲到一件事，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前者“官声官气”，“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这种新旧社会转折之际的对比，今天看固然是一个特例，但它警示的文风问题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 习近平同志2010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这段话，把文风与党的作风形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讲得一目了然；把文风问题的重要性，也讲得一目了然。今天强调改进文风，有现实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在政治上，关乎我们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贯彻程度。设想，如果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原样照搬书本和文件的话，用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武装头脑，进而运用和贯彻于实践，便打了折扣。改进文风，在思想上关乎我们在学风建设和理论创新上的能力。设想，讲话写文章，表达的不是自己的观点，翻来覆去都是似曾相识的内容，以不变应万变，像是一个模子框出来的，或者是别人怎样讲，自己就怎样说，哪还有想问题的动力，提观点的可能。改进文风，在实践上关乎我们在工作中是不是深入扎实。设想，不了解实际，不面对问题，不想方设法去推动工作，讲话写文章自然是套话多，空话多，难免不合实际甚至违背规律。改进文风，在感情上关乎我们尊重群众、联系群众的诚意和态度。设想，讲话写文章，不看对象，不分场合，总是挟带官气，那就是没有针对性，缺少和听者读者交流的诚意。凡此等等，都关乎我们党的作风和能力，关乎我们党的形象和威信。 刘建军：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觉得文风并不只是文字表达形式问题，更不只是个人文采问题。事实上，它与理论的内容，与作者对理论内涵的理解有着密切联系。文风体现的既是一种文字能力，也是一种思想能力，事实上还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态度。理论工作中存在的文风问题，一是态度问题，二是能力问题。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态度问题，一个作者是否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为千千万万群众着想，其行文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而且，这种态度中也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态度问题，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的文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和品格。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会有正确的态度。 主持人：其实文风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刚才几位也提到了，古人就常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以载道”等等。回顾我国传统文化，先贤大儒是如何看待文风问题的？ 万安伦：曹丕就曾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关于文风问题，古代许多先贤大儒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上文提到的欧阳修不是个例。大家最为熟悉的“唐宋八大家”，其实就是改良文风的八大名家。“文起八代之衰”是苏东坡对韩愈改良文风历史功绩的高度赞誉。为什么说自东汉以来文风衰落颓废了呢？主要是因为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凡为文必须“骈四俪六”，内容上大多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形式上讲究对仗工整和声律协韵，甚至不惜因文害意，误入形式主义歧途。韩愈、柳宗元奋起抗击、革新流俗，“三苏”等前赴后继，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形式华美而内容空洞的时文风气，使健康文风成为文坛主流。而后的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等都是文风改良的优秀继承者。 刘跃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风向来是一个重要命题。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用植物来形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在王充看来，心中的“实诚”是“文墨”的根株，文实相符才是好文章。他写《论衡》便体现了对社会的深刻认识，目的在于改造社会。 好的文风，首先来源于作者之“诚”。古人说：“修辞立其诚”。胸襟气象，是做好文章的第一要义。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撰文著书，要说真话，要有真知灼见。同时，还要有真情实感，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具有这样的品格，才会有好的作品。朱熹说：“文从道中流出”，“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有道则正大，不待经营便有好文章。曹操的文章，不加掩饰，一改东汉末华丽不实的旧文风，开创了个性鲜明、简洁务实的新文风。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所以曹操的诗文才能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