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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与消费文化 不管我们的主观感受如何，我们几乎不得不接受“夹缝中的70后”一说，创作亦或是批评，“70后”都被挤压得太厉害，两头碰壁。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际遇、使命，这是历史的规划，个人或许可以挣脱，整体却无能为力。 谈论“70后”，不得不谈论上世纪90年代。我们都知道“历史的终结”一说，“70后”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大学，一方面，接受“鲁郭茅巴老曹”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同时接受“重写文学史”；另一方面我们置身一个全球化日深的时期，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就是纳入全球化。两大阵营对垒的历史终结，随后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加入WTO，市场意识形态渗入各个领域。国家权力更多地以行政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有效地进入到各级组织之中。对于我们这一代，写作和想象面对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复杂的中国，这比单纯的乡土中国或者城乡二元对立视野中的中国都更为丰富，对创作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世界化的经验是城市的日益壮大，“熟人社会”瓦解。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使我们与国家捆绑在一起，很多东西是国家统包的，比如教育，大学生不要交学费，毕业包分配，单位包住房，大单位甚至有托儿所、附属学校，连结婚离婚都要组织证明等等。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切都纳入市场体系中，读大学要交学费，教育产业化，单位和个人的关系变成简单的契约关系。我无意于评价其优劣，我的意思是说随着个人与集体、国家关系的松散，文学想象国族的方式也随之变化。费孝通认为家族血缘关系是维系传统最重要的力量。新中国成立时“土改”等一系列政策摧毁了乡村的家族制、宗族制，试图建立新的国家、集体伦理，如《三里湾》《创业史》等作品所展示的那样。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重新确立家庭的地位，但家国同构的文化却在根基上松垮了，随后农民工进城以及由此发生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一步解放了个人，金钱所向披靡，“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巴尔扎克书写的核心就是金钱对感情的取代。我国90年代显著的特点就是欲望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得到解放、刺激和放大。城镇由生存空间、地理空间上升为文化空间，文学的书写、想象和审美方式都面临新的变化。 小说处理的是人的情感、精神出路问题，精神出路可以表现为革命、功名、权力，也可以表现为爱情、金钱、事业。上世纪90年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文化消费主义的规训、个人的欲望与传统道德的冲突、如何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诗意栖居等等，成为“70后”所要着手处理的文学问题。当具象的外部苦难消失之后，我们的笔必须时刻对准躁动的心。疏离感、漂泊感、怀乡望乡成为书写的重点。 “70后”生不逢时，后天营养不足。卫慧、棉棉率先进入了大众视野，一出场就与身体、性、美女写作纠缠不清，偏离了文学的正轨，声名狼藉。后来队伍逐渐壮大，陆续出现了徐则臣、田耳、路内等作家，女作家也出现了乔叶、鲁敏、姚鄂梅、滕肖澜等。“70后”现在俨然成了文学期刊的主力军，但期刊本身的力量却日趋式微，受到新媒体极其严峻的挑战。也许，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强势入侵，小说正在变成印刷文明的剩余物。 “70后”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更好地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他们的写作显示了较好的综合能力，先锋作为一种叙事精神被继承，讲故事的技艺在“70后”笔下进一步娴熟。比如《耶路撒冷》使用了一个圆形结构，一共是5个主要人物，每个人物写了两章，1—5—1这个结构西方小说用过，但徐则臣将之化为己有。又如田耳的《夏天糖》等使用双线结构，使叙述空间得以扩大。同时他们也努力加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加强其对时代精神的指涉以及对国族的想象。 就已有的创作实绩来看，我并不认同“70后”写出了人性的深度而没有写出历史的深度的说法。历史与人性不能割裂开来，历史的深度一定包含在灵动的人性中，历史不是一份文件一个政策或者一场运动所能涵括，历史包含具体的时代、生活与命运。小说始终要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个体，他活在既定的家庭、时代中，就活在具体的历史中。在民族文化复兴的时刻，我们注目青年作家，希望他们可以形塑数字文明时代中国的未来新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