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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分析、文本细读与批评学理性的呈现 学理性批评离不开文本的解读，也就是广义上的文本分析，史料、材料分析和理论的落地、在地，往往也要和文本分析相结合。而文本分析尤其文本细读，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已经为陈思和、程光炜、陈晓明、孟繁华等学者和批评家意识到并且反复阐说乃至切身力行。陈思和认为：“评论家把作家创作的文本看作是一个独立而封闭的世界，可以像医学上做人体解剖实验一样，对文本进行深度拆解和分析，阐释文本内部隐藏的意义”(12)。程光炜是：“最近三四年，除正常教学和科研之外，我陆续写过一些最近三十年重要小说家作品细读的文章。”(13)陈晓明则是用了整整八年时间，完成了专著《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孟繁华认为他“试图用细读的方法构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典的努力，还是有迹可循的”。文本细读有多重要呢?陈晓明在书的导言就已经开宗明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未能完成文本细读的补课任务，以至于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或推而广之——文学研究)还是观念性的论述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传统的鉴赏批评向现代观念性批评转型，完成得彻底而激进，因为现代性的历史语境迫切需要解决观念性的问题”，这几乎是陈晓明结合自己的批评实践而发出的感同身受的体会和总结。他已经意识到并且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在当今中国，加强文本细读分析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迫切需要补上这一课。强调文本细读的呼吁，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绝于耳，之所以难以扎扎实实在当今的理论批评中稳步推进，也有实际的困难。”对文本细读在理论批评中推进难度，孟繁华也深为认同：“这个困难不只是说，观念性的批评经过半个多世界的浸淫，其惯性强大而难以改变；而文本细读的批评在西方已经日益式微，这个源于西方也式微于西方的批评方法，对热衷于追新逐潮的中国批评界来说其吸引力也逐渐失去。”的确如他们所说，强调和坚持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在时下常常理论先行、观念先行的批评风气中，难度很大。但也恰恰是文本细读文本分析，可以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是助益批评学理性呈现的有效手段。 时下各路文学批评尤其针对当下写作的即时性文学批评，观念性批评浸淫导致的弊端是那样地清晰可见。很多的批评文章，文本分析文本细读的外衣下，行的依然是观念性批评之实。而且，即便看似通篇是在作文本分析、文本细读，批评者也有可能在理论尤其观念的路径上愈行愈远……很多批评者甚至来不及细细读完作品，就开展起了无比细致的“文本细读”，从他们常常错误地阐释和陈述作品的一些细节、情节中，就可以知道作者并没有真正地进行文本细读。这种并没有细读过文本的“文本细读”文章，量大而且来势汹汹。这样的文章泛滥，尤其令我们对当前的批评现状倍觉堪忧。 文本细读的方法，陈思和、程光炜、陈晓明等人的主张，各有不同也各有侧重点。陈思和、程光炜都强调直接读作品、不受他人对作品解读和研究影响的重要性(14)。这种主张，很有合理性。但是学理性批评的文本细读，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前提和路径呢?在文本细读一部作品之前，至少要认真仔细读完这部作品，这恐怕还不够，尽量熟悉这个作家此前的所有作品，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最好将作家此前的作品全部通读、重读一遍。在研究一位作家之前，大量浏览或者研读已有的研究资料。这样，至少可以免除这样一种情况：自己所写和自以为是“新颖的发现”，其实别人已经写过，甚至写得比自己还要深入、还要好。然后在以上所说这些细致工作的基础上，再做出自己的文本细读文本分析，若能如此，往往既可规避重蹈别人覆辙，又可令自己的文章达致更深入乃至深邃的批评深度，令文章呈现学理性批评有价值和富有深度的一面。很多学者，在文本分析文本细读之前，往往都是做足了这方面的功课。有的学者，会在写文学批评、甚至只是一篇作家新作的批评文章之前，再次通读作家所有作品或者说重读其绝大部分作品，然后再寻找切入的角度、维度和论题。这样的批评文章，很费工夫，却可令文章免于具有通常的即时性批评文章常常无法免除的弊病，文章更加耐读，更具学理性，而且往往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本身，更具有批评的价值和意义。郭洪雷《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贾平凹新世纪小说话语构型的语义学分析》(《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作者用了足足3个月的时间，心无旁骛，再次通读了贾平凹所有作品，才得以选题和开始写作。何平《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虽然是对于作家新作的批评文章，作者也是几乎重读了贾平凹所有作品。 陈晓明《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是重读王安忆《长恨歌》并予以“旧典重释”的文学批评。文章认为：“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反复描写阴影、暗处和阴面的表意策略，揭示它不仅仅是表达了一种特殊时期的怀旧情绪，还可以看出它所折射的更为复杂的时代意识。对阴面的书写可能意味着在历史阴面书写，它表达了一种与现实疏离的、无法给予肯定性的态度。但是，王安忆更愿意选择在肯定性的意义上来表现现实，这就使她不能停留在《长恨歌》创造的美学经验上。她随后在创作中对现实感的追求，对未来指向的理解，是否真正开启了自己的创新路径，这依然是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通过王安忆的创作，也可以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处理现实的态度和方式”。文章牢牢立足《长恨歌》作品文本的分析，又能够随时抽身出来，以俯瞰的眼光来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同时具有文学史的眼光和视域。甚至联系陈忠实《白鹿原》和贾平凹《废都》以及王安忆其他作品，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思想困惑与写作难题，饶有意味地指出，在历史的“阴面”并非王安忆本人所喜欢的，但正是为王安忆和上海评论界不太喜欢的《长恨歌》，却是读者和研究者所最为喜欢的她的作品——“不管如何，遭到王安忆自己和她的上海同仁否定的《长恨歌》，目前可能还是最受读者和研究界欣赏的，虽然这不是王安忆所愿意接受的，但这是一个事实。这究竟是因为围绕《长恨歌》的经典化工作更为充足，还是因为这部作品本身包含了某种文学品相?至少在我看来，在90年代初历史歇息的时期，写作《长恨歌》的王安忆没有那么明确的历史意识，没有强烈的要给历史下论断的企图，没有那种把握住现实走向的信心。她呈现阴面，加不了那么多的东西，想不了那么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她只专注于她的‘感性和诗情’，故而有某种气质散发出来。固然，阴面并非什么永久的正当的栖息地；但是站在阳面，而对八面来风，作家就果真能够保持明晰、确定的现实意识了吗?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难题所在。”文章结尾的这段话，意蕴多层而繁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可以引发我们许多深入的思考。学理性的批评，价值和意义，大抵如此和在此吧。 再比如，徐勇《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陈晓明《他“披着狼皮”写作——从〈怀念狼〉看贾平凹的转向》(《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这是一篇在提出问题、揭示问题并对当代文学写作做出反思做得非常细致绵密和鞭肌剔骨非常深入、到位的文章)，等等，都是文本分析文本细读做得非常好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批评的学理性，如何倚借文本分析、文本细读并最终得以呈现。而且，很多学理性批评文章，耐读之外，也好读，是有点美文特征的论文，行文流畅，笔法清健，不乏鞭肌剔骨的深刻和睿意。 做好学理性批评的文章，在实际的批评实践中，选题和角度也很重要。比如，同样是对余华小说《兄弟》的评论，单纯的无原则的吹捧和一味地“给余华拔牙”予以棒杀，都不足取不可取。有没有人从特别的、别样的、能够开拓不同维度和视域的角度来分析剖析《兄弟》呢?董丽敏《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认为，当代文学与以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余华的《兄弟》，相当程度上印证了以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包括出版政策、编辑、作家、读者、媒介、批评家等因素在内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为制造文学畅销书，吸纳/调和/消解了各种文化势力之间的冲突。《兄弟》无论在主题、人物，还是结构、叙事等美学追求上，都自觉地回应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变的要求，使其无法被简单地纳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批评格局。 在这种种情形之下，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呢?能够立足文本又不局限于文本、可以以小见大以一斑窥全豹、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即便不能够立即解决问题起码具有“问题意识”并可以以问题来给创作和研究以启示和思考、能够在谈论具体文学作品时候兼具文学史的眼光和开拓的视域，实现西方文艺理论接地气和“在地”的学理性批评。做文学研究，无论是偏于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偏于问题、现象、逐渐经典化的作品研究，抑或是即时性文学批评，唐弢先生的文学批评精神——注意史料与史论的结合、材料分析与审美分析并重，严谨实证的学风和清新刚健的文风，等等，依然是我们做现当代文学研究学人哪怕是当代文学批评所应该秉承的传统，应当将其视为己任，肩负并传承下去。对于有着已近60年历史的《文学评论》，文评老前辈们说到文评刊用文章的标准和特色，可能无一例外都会想到“学理性”标准。总而言之，学理性批评，对于当下，仍然而且非常具有价值和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