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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的接地、及地、在地与批评学理性的呈现 学院派批评，较之一般的即时性文学现场的文学批评，更重视理论的素养和理论的深度探讨。学理性批评，更多的是由我们的学院派批评带来的，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应该是学理性批评，但有些学院派批评过于凑泊理论或者片面追求所谓的理论深度，也有违学理性批评的真谛，有时候会为学院批评招来一些非议。学院批评重视理论，是有渊源和背景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文学理论和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大量引进，对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视野和方法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也一度带来了不太好的几种倾向，学院批评文章中可以见出这些问题：第一，套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和解读当代作家作品，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引进中国的同时，令我们的学者一度很喜欢生搬硬套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名词、概念和具体的理论，现在也依然存在这个问题，很多青年学者的文章就更加明显，摘录一段理论或者著作中的话，再从作品中找相应的例证，所引的话，作者自己对原意的理解也是似是而非，甚至完全相反。有时候，文章像开中药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等等，至于例证是否与其所引用能够形成对应、作品文本是否是可以这样阐释，作者是不做过多考虑的。第二，一度流行的跨界研究也给文学批评或者说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好的倾向，社会、文化、民族、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进入了学者的视野，文学研究在向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过渡，身为文学研究者，却更多关注了其他学科的内容，像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的内容，有些文章，已经脱离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本身，像是经济学或者说社会学的研究论文，偏于文化研究的论文也为数不少。 种种情形之下，听闻《文艺报》要做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讨论，真是恰逢时宜，很有必要。 批评者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乃至哲学方面的知识，是否就可以写出学理性的批评文章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有很多的批评名家都是从文艺理论专业出身的，文学批评文章也做得很好很出色，像陈晓明、刘大先等人。但他们的出色，是建立在对西方文艺理论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建立在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熟稔于胸的基础之上的。哪怕非常杰出的评论家陈晓明老师，文章圣手，也经历了一个从“陈后主”到其文学批评“落地”“在地”的一个过程。接触过许多文艺理论(也包括其他学科)出身的年轻学者，转做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前，可以写出很多脍炙人口的专栏文章，在踏踏实实坐下来，写作学理性批评文章的时候，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遇到阻碍障碍。有学者直言不讳，仍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补文学史的课，去补批评史的课，更要补作品阅读的课。文学批评，哪怕即时性的当下作家作品的批评，对评论者的眼光识见和学养，也是一种尖锐的考验。 不管怎样，许多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批评家，都好像不无缅怀地说所谓的“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那是一个批评话语自成体系、龙飞凤舞的时代(陈晓明语)，近几年在“80后批评家”们的崛起当中，批评是否仿佛又迎来了黄金时代或者白银时代?都不好说。但陈晓明所认为的——80年代由于摆脱了文本的束缚，理论批评终于获得了无边的自由，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理论与批评更倾向于理论，并且转向了文化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理文学更远，这仿佛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一种情况，近年仿佛又再度成为一种风向，就是批评和理论离开了文学本身。但是，批评与理论应该“回归汉语文学本体”，陈晓明下面这段话针对近年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是恰如其分、富有总结性和启发意义的：“今天汉语文学经历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学习，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传统和民间的路径中，确实形成了大量新的经验。在这些创作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可反思的经验；有与西方现代文学深入对话的作品，也有更为偏执地回到传统中去的文本。在传统与现代、汉语言特性与现代意识、民间的原生态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等诸多方面，可发掘的学理问题当是相当丰富复杂。”⑩ 基于此，陈晓明结合对《老生》《繁花》等作品的探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为何往往会贬抑形式探索，一直赞赏那些“看不出”形式意味的、回归传统的作品，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有一个恢复传统的趋势，但在他看来会与世界尤其西方的小说经验愈离愈远，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仍未获得现代形式，他认为当代中国小说应该对传统与创新有更深刻的认识，“汉语小说创作不只是要从旧传统里翻出新形式，也能在与世界文学的碰撞中获得自己的新存在，从而介入现代小说的经验”(11)。陈晓明的理论思考和阐述，结合近年最新作家作品，文本分析细致而微，所有思考和探讨，都是接地、及地、在地的。 与陈晓明这番思考相对维度的学理性思考或者说回到文学本体的另外一种维度的接地、及地、在地的理论探讨，是重新思考当代文学与传统经验、传统文学资源的关系。张清华《“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就是一篇从红色叙事“文学性”问题层面谈文学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重建红色叙事的文学性研究，需要我们从无意识结构切入。所谓“传统潜结构”即是隐藏于革命文学中的老模式与旧套路，作为民族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它们经过改头换面，又在时代与意识形态色彩的装饰下再度复活，大量潜伏于这些叙事之中，并且成为支持其“文学性”的关键因素所在；提升革命叙事之研究水准的途径在于透过叙事学与精神分析的研究将这些“传统潜结构”挖掘出来，找出其与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归纳出其若干叙事的模型与母题、结构与功能要素；“传统潜结构”的分析方法，需要结合叙事学、结构主义、文化诗学与细读理论等，从内部梳理红色叙事与传统结构与母题之间形形色色的改装关系，并且建立若干分析模式；在此基础上，可以重新鉴别并调整原有的经典化秩序，将当代文学的知识谱系、评价尺度予以重新规划，以尝试重建一个真正具有“文学性”原则与含量的当代文学史。 而李遇春《“进步”与“进步的回退”——韩少功小说创作流变论》(《文学评论》2014年5期)，已经开始结合某位当代作家几乎全部创作实践，来做当代文学与传统关系之理论思考和探讨，文章认为，韩少功在新时期之初以认同西方的“进步主义”姿态登上文坛，但他随后走上了以反思现代性为前提、以中西融合为目标的“进步的回退”的文学道路。在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文章开篇即提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外国文学角度审视和评判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考察，这显然是一种单向度的学术研究路径，需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做出及时的调整。如今我们必须破除那种‘成见’，即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纯粹视为外国文学的中国翻版或曰东方支流的理论预设，进而从古今文学演变的角度深入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深层血缘。”文章认为：中国当代小说60年来的文体变迁一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文体传统之间存在着或显或隐的艺术关联。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文体以史传性为核心，兼具抒情性和哲理性，属于“文备众体”的“跨文体”写作。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革命作家在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下集体进行中国古代小说“传奇”文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其中最醒目的是“革命英雄传奇”与“农业合作化小说”，二者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转化了明清通俗“后传奇”的中心主义树状人物结构模式，但存在着“奇”(情节性)过于“传”(史传性)的流弊。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在吸纳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技法的同时，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文体传统，中西融合成了他们普遍的小说文体追求。从晚年孙犁和汪曾祺的新笔记小说到“右派”作家的文化民俗小说，从“寻根”作家的小说到“新写实”作家的小说，从“先锋”作家的小说到“后先锋”作家的小说，从历史小说到新(后)革命英雄传奇，无不取径于民族的传奇文体资源与西方小说美学的化合。它们或者直追汉魏六朝“前传奇”的古雅简洁文风，或者借镜唐人传奇的诗化小说或散文化小说的精英文人趣味，抑或借用明清长篇“后传奇”的中心人物树状结构模式和多元人物块茎结构模式，但无不以野史杂传为宗，以抒情和哲理交融为境，具有广阔的文体现代转换空间。 理论的接地、及地、在地，还要求理论与材料、理论与文本分析的水乳交融，不照搬或者断章取义使用西方文艺理论和各种贴着“外国”铭牌的理论。理论是学理性批评往纵深度开掘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却不应该成为炫技手段、令批评走向了“基于某种时髦理论的义理之阐发”的歧途。陈晓明、郜元宝等批评名家的文学批评，理论并不是他们的目标和目的，只是他们手法灵动、刀刀见巧的“庖丁解牛”的解牛之解法，理论是潜于行文当中的，看不到理论的生硬嵌套。富有理论深度和行文中几乎看不到单独的理论阐发，本应是学理性批评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西方文艺理论和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包括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很有助益，但总还要回到文学，回到文学本体。现在的批评文章，走出了文学，在所谓的“理论”丛林乃至密林，绕了一圈，回不来了的现象，比比皆是。但也有学者，在文学批评中，尤为注意了理论的接地、及地和在地，能够巧借西方文艺理论来令其学理性批评往纵深度拓展。能够走出去，又能回得来，而且走走得得体，回回得巧妙，就尤为可贵和难得。刘旭《隐含作者与虚构：赵树理文学的深层结构分析》(《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文章从后经典叙事学出发，分析赵树理文学叙事模式的超越性意义，从隐含作者和预期受众角度发现赵树理的乡村和农民定位，分析赵树理超越同期的解放区文学的叙事语法规则。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文章运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和文人意识形态分析法，认为汪曾祺小说的重大价值在于其独创了“汪氏文体”，它在叙事模式上表现为：一是叙事特征散文化，文本表现为风景大于人物，风景和人物客体化。二是叙事视点固定化，叙事过程中几乎没有现代小说的视点转换。三是隐含作者被动化，隐含作者相对于外部世界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四是虚构的淡化，不断地重写和自我重复是方法之一。上述所有特征最终形成“汪氏文体”的先锋性——上联明清小品文，下至后现代主义，与自由式文人意识形态相合，给当代汉语写作带来无限的启示。大量借用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却免除了时下很多批评文章理论与文本两层皮的弊病，理论让批评者更加深入地进入了文本，理论让作者的文本分析和文本细读，拥有了别样的角度、维度和有效性，细致入微又兼获深度，是理论助益文本细读与分析的范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