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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根本性质 张江:近些年来，质疑“红色经典”艺术水准的声音总是时不时涌入耳畔。怎么看待这一问题？首先，“红色经典”是对一大批文艺作品的集中命名，这批作品含括了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等诸多形式，产生于不同年代、不同艺术家手中，艺术水准难免参差不齐。这其中既有歌剧《白毛女》这样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也有艺术水准相对较低的作品。这一点毋庸讳言。我要强调的是，单纯用艺术标准，甚至是今天的艺术标准来衡量“红色经典”是不科学的，它之所以被认定为“经典”，当然包含了艺术维度的考量，但又远不止于此。 刘玉凯: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红色经典”的概念也许并不太清晰，但是范围却是人人皆知的。 在理论家的眼中，历史总是不完备的，革命的激情却令人难以忘怀。艾默生说过：“英雄主义有一种不可理喻的东西，有一种并不神圣的东西，它似乎并不知道别的灵魂跟它气质相同，它骄傲。它的个性极强。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把它奉若神明。在伟大的行动中，有一些不允许我们寻根究底的东西。” 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真正地开始了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从创作的题材到方法，实现了多样统一。我们不应该要求文学创作在一个尺度下进行工作，同样也不应该要求文学批评只按着一个僵化的标尺进行批评。赞美优秀的文学创作，也能够理解泥沙俱下时出现的怪胎。当然更应该用一种文学史家的宽容去看待已经走过百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提出“红色经典”的概念，是史学家的科学构想，是一种明智和科学的包容。出生在美国的英国最有影响的20世纪诗人和批评家艾略特，在讲到新作品与传统的关系时阐述了一个动态观点：“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所形成完美的体系，会因为新的艺术品的加入而发生修改，以使整个体系达到新旧平衡。我们研究“红色经典”的目的应该也是试图寻找文学史的新架构，所谓中国特色也就在于此。 鲁迅对于殷夫的诗有一个很智慧的评价。他不说这位年轻人的诗写得多好。但是他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而这个别一世界，把我们带到了当今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强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