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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百年后只有鲁迅值得讲？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谈经典化是一个很危险的话题，对当代文学来说尤其如此。经典意味着要经历严格的时间筛选和不同世代读者的阅读检验。这一时间过程非常漫长，王晓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再过一百年两百年，可能现代文学史就只剩下鲁迅值得讲一讲了。所以现在无论是谈先锋文学的经典化还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都为时尚早。 张清华：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不存在“过早”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相对的，相比于托尔斯泰和鲁迅，可能马尔克斯与福克纳都经典化得“太早了”？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实站不住脚。因为与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比，可能托尔斯泰和鲁迅也有点早了。这种比较是没意思的。你当然也可以“颠覆”——某种意义上经典就是供后人阅读、批评和颠覆的，但颠覆可能会反过来更加强和加速其经典化。我之所以看重先锋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难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艺术探险上曾经达到远足之地——如果认真细读过、并且真正读懂了先锋文学，便一定不会对其有过于轻薄之论。单纯从“难度系数”上也说不过去，很简单，一个体操运动员一生所做过的最难的动作，便是他所达到的专业高度的标志；先锋文学在最低限度上说，也称得上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难度系数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无可回避、不可绕过的。 李浩（作家）：对于所谓经典，我部分地认可卡尔维诺的标准：“一部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我更看中文学的内存品质，我更看中，它永远不被穷尽的丰富和复杂。对于所有“被经典化”的作品，我都会以这样的标准重新衡量。经典化，必须首先从文学质地和问题的重要性上来衡量，有时得抵抗其它因素的介入，之所以不得不将证实或者证伪的权力交给时间其理由之一恰因如此。我也愿意横向：将一百年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大盘里比较和衡量。 有谁的写作是始终不变的？ 孙甘露（作家）：先锋作家写作转向，指向中国作家在写作时是更多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还是更多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选择问题。试图接续中国文类传统的现当代作家如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阿城、何立伟等，文气思想，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融当下生活于传统意蕴之中，令读者更怀念他们的辞章之美。而那些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现当代作家，态度、立场、观念，着力于文本和现实的差异和歧见，以及拼音文字构词法的挪用，伴随着套用的外来语法，令词义和表达在唤起陌生化经验的同时，也像是句法和词义的错置，他们本着对现实对应物的深入的质疑，仿佛是一种语言的逃逸。 李浩：以我个人固执的偏见，我部分地认为，部分先锋作家的转向是种媚俗，他们被“强大”说服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们的内趋力不够，被早早耗尽了。如果我不惮多出些恶意，他们之中，是否有些人，本质上就是追求光环，希望自己适度保持于风口浪尖，随着波峰之高低而做出的个人调整？当然，转向的某些合理性我也认可，譬如他们尝试变化，尝试对现实的切肤发言……在经历最初的草创期之后进行调整修正是我认可的，也是必须，这也是先锋性、创造性的内在诉求。必须要有不断的变化，任何因循、复制都是要警惕的，但这个调整，必须是艺术的要求，是冒险的要求。 张清华：先锋写作转向，一方面这是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又接近于一个伪问题——有谁的写作是始终不变的呢？同时又有哪一个作家会变成另外一个作家呢？任何写作者都在变与不变之中，不可能不变，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余华写出了最为繁难的作品之后，又写出了最为简约和看起来“容易”的作品，他完成了自己的自我证明：即，我是那个写出了《世事如烟》和《现实一种》的人，但我又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才有意义。如果没有早期的“极难”来证明，后面的“容易”就显得可疑和缺少意义，反之亦然。先锋试验之后文学终于结出了正果。这要联系起来，历史地看，才会有正确的看法。 杨庆祥：第一，先锋作家的转向是现实语境改变的自然结果，不要说先锋作家，中国绝大部分作家都没有处理好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第二，韩寒和郭敬明根本就不能算先锋写作，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媚俗的写作之一，恰好是先锋文学需要反对的。先锋文学实际上只是一个圈子文学。但这并非是先锋文学的缺失，因为先锋的含义本来就意味着远离大众。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觉得先锋作家后来一窝蜂“转向”，表明了他们美学上的不彻底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