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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典型”的新要求 “典型”范畴是“古典”时代文学理想的某种表达，它传递出人们试图借助文学洞察、把握世界、生活以及人自身的雄心。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以“可能发生的事情”为描写对象的“诗”比之以“已发生的事情”为描写对象的“历史”更为“真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诗”能于特殊的现象中见出普遍的规律。而经典“典型”形象的基本内涵，即是上述普遍与特殊、或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前者意指典型是对于生活中一类具有共性的形象的文学把握，后者意指典型形象对于普遍性的把握不是通过抽象的提取、概括，而是经由生动、特殊的个体性，这是文学表现之于科学解释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当代儿童文学并不缺乏既体现一定共性、又具有生动个性的儿童形象。比如近年流行的校园幽默儿童小说，其中儿童主角的塑造往往既有比较生动的个性和趣味，也反映出当代儿童校园生活的某些共同经验。再比如这些年不断进入儿童文学关注视野的乡村留守儿童形象，既呈现了这一童年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其性格特征也在逐渐趋向生动。为什么其中鲜有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典型”形象？除了文化环境和艺术分化的原因，是否也存在着创作自身的问题？ 或许，与其说“典型”意识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正逐渐淡去，不如说是文化和文学的当代革新向“典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化和文学生活都相对简单的年代，一个文学形象要激起公众化的同感和移情，它所面对的文学要求，比之写作现实和阅读经验都变得空前丰富的时代，无疑要复杂得多。换句话说，今天的儿童和成人读者对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的期望，远非一点共性调和一点个性那样简单。我们期待“典型”的个性和共性所共同指向的普遍性，不仅仅是某类个体身上的某些共同点，也是透过人物及其命运揭示出与童年的当代生活、文化和命运有关的某些重大内涵；同时，这种内涵因其与最切己的个人体验、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而给读者的情感、认识造成有力的冲击乃至重塑。 仍以当代儿童读者最熟悉且喜爱的城市校园生活题材为例。在童书市场经济的催化下，这类作品中的儿童角色逐渐衍生出两类常见的模式，一是“同桌冤家”的喜剧模式（主角及读者年龄中偏低），二是“青春偶像”的韩剧模式（主角及读者年龄中偏高）。其儿童角色往往类型鲜明，趣味十足，校园生活经验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从“典型”的要求出发，在“喜剧”式的游戏和“韩剧”式的波澜之外，我们还期待从这类形象身上看到童年精神与生活的更多深广度。例如，校园生活对儿童来说，其独特的复杂性和难度体现在哪里？如何理解、书写这种寄寓于日常性的童年生活的复杂性？儿童如何在这一看似简单的复杂性下摸索、理解、把握、掌控生活的方向？在这样的摸索和探寻中，童年的哪些方面实实在在地撼动了我们？校园儿童形象如能介入这些问题的思考，其立体性和深度都会大不一样。 再以留守儿童形象为例。与前一类儿童形象的塑造相比，关于留守儿童形象及其生活的书写要面对另一种难度——大部分将城市儿童校园生活写得有滋有味的作家，身边都不乏生动的现实城市儿童模本，但对大部分作家来说，选择留守儿童题材首先是出于一种文学道义的立场，写作者与其写作对象间的经验隔阂由此大为增加。在不少留守儿童角色身上，我们往往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群体的某些基本生存状况，如双亲缺位、监管缺乏、经济窘困、情感无依等，以及这些状况对儿童个体可能造成的基本影响，却很少能够看到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动个体的那种丰满、深切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像《我亲爱的甜橙树》那样，将底层贫困孩童生活世界的那种细腻的丰富和复杂的单纯，写得真切而又动人。公众熟知的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在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激起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经验和情感的丰富性何在？在一个真实的孩子对生活困境的承受中，最打动我们（而非仅仅激发某种同情或怜悯）的究竟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仅仅文学地复制留守生活中的新闻事件是不够的，还需凭借文学独特的感受力、洞察力，进入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深处，使留守儿童的文学形象在血肉上进一步丰满起来，也在审美内涵上进一步丰厚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